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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外交思想探析

【摘 要】孔子的外交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智慧源泉。在上古三代重“德”、“礼”思想的文化影响下,孔子形成了以“仁”为基石,“礼”为依据,“中庸”为方法的和平外交思想。孔子的和平外交思想不仅是我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智慧之源,而且对于求同存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亦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   外交思想   和平外交   
【作者简介】王曰美:女,山东东营人,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与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协同创新中心兼职教授。
  
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往往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基了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国际法则的形式,是现今国际关系的启蒙点。“只有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才产生了所谓的国家、主权国家、世界体系,才有了世界秩序、外交战略、外交政策等现象”。其实先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2000多年的中国,早就形成了一个华夏国家间的国际体系,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具有了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各国拥有独立的政权,具有相对明确的领土和国民,各自独立决定和处理本国的内政外交,相互承认并达成了一些明确的共同的国家关系准则等。这些在很多方面与今天的多极化格局和联合国体系颇为类似。
生活在小国林立、战事频仍春秋晚期的孔子,不仅参与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而且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外交思想体系。
 
一、孔子外交思想的形成
孔子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创立儒家思想。而三代之前就已经有了孕育儒家外交思想的土壤。早在上古的五帝传说时代,神农氏的子孙后代道德衰薄,各路诸侯互相侵犯攻伐,欺压百姓,神农氏无力征讨,这种情况下轩辕就多次动用武力征讨不来朝拜神农氏的人。炎帝想要侵犯欺凌诸侯,于是轩辕“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战败了炎帝;蚩尤发动叛乱,轩辕又“微师诸侯”,杀蚩尤,各诸侯都来归附轩辕,从而黄帝代神农氏治理民众,协和万邦,结束了早期部落相争的混乱局面,逐步建立了部落间最高的行政管理制度,使得中华民族的外交智慧得以代代相传。“修德振兵”是各个部落诸侯归附黄帝的重要原因,也是形成“万国和合”的重要因素。帝喾高辛“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其德巍巍”。意思是说:帝喾高辛治理天下就像灌溉农田一样平等而公正,日月能照射的地方,风雨能吹淋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德”已经成为政治管理者修身治国的重要品质,且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关键。到了尧,“其仁如天”,“能明驯德”,“百姓昭明”,“和合万国”。此时,尧不仅仅具有天一样宽广的仁爱品格,还能够宣明德行,使“德”成为管理社会,协和万邦的重要政策,也再次证明了领导者只有具备了伟大的德行,才可以得到四方的垂拱臣服,并且形成百姓和睦、社会安定的景象。舜继续推行“德”,“举八元”,“布五教于天下”,“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最终“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内都感激舜的功绩。司马迁认为,舜所建立的“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的时代,边远蛮荒之地的部族臣服于舜帝,就是因为舜仁孝有“德”,天下都能讲“德”,行“五教”的原因。
综上可知,从五帝时代到尧舜时代形成的以“德”、“和”为主流的文化土壤,正是夏商周三代文化思想形成之基础,也是孔子外交思想的源泉。
历史的车轮进入禹时代。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开九州,通九道,取得了众多部落的支持。大禹治水的过程也是华夏部落向四周扩展的过程,更主要的是大禹亲身考察后制定出“五服制度”,以“天子国都”为中心,以“五百里”为单位依次向外拓展,形成甸服、候服、绥服、要服、荒服为主的国际体系。至此中国体系的区域范围至千里。统治疆域的扩大,使得禹不得不思考“理民”之道,刑狱长官皋陶阐述的“九德”理论,得到禹的赞赏。所谓“九德”就是处理事情时要做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遵从道德行事,谨慎的修身,并把修身作为长久之计,日修九德,这样百官才会严肃恭谨,九州之内的百姓就会亲厚和睦。这亦体现了“德”能“协和万邦”的作用。
禹的儿子启破坏禅让制,建立了夏王朝。有虞氏不服气,于是启以侮辱五行的罪行讨伐有虞氏,最终统一了众多部落,“天下咸朝”。自启建立夏朝开始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与征伐,华夏族的外交史自此开始,中国古代外交思想逐渐产生。然而,在文化产生的最初阶段,人并没有自身主体意识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的自身与外界是一个整体的混沌世界。直至周武王灭商,中国文化模式发生巨大转型。商朝的覆灭,使周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天道、地道与人道之间,仅仅依赖取悦天地鬼神而麻痹百姓是行不通了。他们在继承商朝天命观的同时,把天人性化。重神事的同时,更注重人事,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敬德保民”的观点。主张有德便会有天命庇护,失德就会失去天命,至此殷商的“神本”文化被西周的“人本”文化所代替。德治的具体要求就是统治者自觉按照道德规范修身治国,即“礼”。周礼在最初阶段,原本是周部族在氏族内形成的一套习俗,具有不成文的习惯法性质,随着周部族入主中原,周礼也扩大成为周王朝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原则。因此孔子对周礼推崇备至,“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动荡,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公田制度逐渐遭到破坏;政治上王权式微,诸侯纷争不断,进而出现了思想文化上的混乱——礼崩乐坏。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栖栖遑遑,周游列国,寻找救世之道,进而发现内存于人心的“仁”,乃人之为人之根本,并把“礼”赋予“仁”的灵魂,创立了儒家学说,开启了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新篇章。
 
二、孔子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春秋乱世,外交是影响国家存亡的关键因素。“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显然,在影响国家安危的因素中,孔子认为外交和祭祀、军队一样重要。因此,外交是孔子关注的重点之一。匡亚明认为,孔子集上古人道主义的智慧,形成了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古代人本哲学,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形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孔子本着主体性原则,以人为出发点去探索和研究人的品质、道德修养和为学治国之道,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关注和弘扬始终贯穿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其实,孔子学说就是关于人的学说,研究孔子的外交思想要从孔子修身、为政的“人”学思想中探究。
(一)仁:孔子和平外交思想的基石
据杨伯峻先生统计,在整部《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字出现75次。可见“仁”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仁”的第一层含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君子笃于亲,而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爱层面的含义,包括宗法制度影响下的对亲族内有血缘关系之人的仁爱,更包括对天下普通民众的爱。这种仁爱超越血缘,在某种程度上超越阶级,看到了人的存在,并尊重人的人格。这种仁爱思想在外交思想上体现为“慎战”。季康子问如何搞政治,对孔子说:“杀掉坏人,亲近好人,怎么样?”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氏族社会的政治建立在血缘伦理关系上,统治者以“德”修身的管理思想影响至深。集上古文化于一身,又重“仁爱”的孔子当然反对用暴力方式治国。正如《论语·为政》所载:“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外而言,孔子对战争采取谨慎态度。“孔子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战争会使百姓遭受苦难,所以他反对不义战争。季氏准备攻打颛顼,孔子就责备为季氏效命的冉有、子路,认为颛顼是先王时代的东盟主,讨伐不符合道义。孔子不仅反对战争,甚至认为军备不能与百姓的信任、国家的礼仪相比。这就是著名的子贡问政: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孔子认为:在“食、兵、民信”三者不得已要舍弃时,首先要舍弃的是军队,其次要舍弃的是粮食,最后剩下的是“民信”。可见,在孔子心里三者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的信任,军队甚至次于粮食。当卫灵公问孔子关于军队部署时,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以礼治国、以德行政是孔子认为的最佳治国方式,蓄意谋划战争是他反对的。同时,孔子认为真正行仁政的国家即使强大了也不会去征伐他国,而是继续实行礼乐制度,以德治国,形成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当然孔子并不是不重视军备,《论语》中也有关于军备是百姓安定的必要条件的叙述,如“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所以,仁爱思想从根本上反映了孔子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外交思想。但孔子一向反对“过犹不及”,即既要坚持和平稳定的治国方略,又要巩固发展国防军备,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仁”的第二层含义是“修身”,即对道德准则的遵从。“爱人”是对外的,修身却是对个人内在的道德要求。既关爱他人,又关爱自身,才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孔子强调修身是基础,修身是爱人的前提。修身的主体可分为士和君主。礼崩乐坏之际,人间“道”——以重建政治社会秩序为主的任务落在了“士”的身上。自孔子始,“修身”成为保证“士”对“道”有信持的必要条件。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是“士”?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很明显,这里的“士”指的是外派使臣,要求他们不仅要具有一般“士”的素质,而且还要具备突出的外交才能。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仁、智、勇这三种品质对于外交使臣来说尤为可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应该是作为外交使臣的“士”修身的最高境界了。孔子认为,士出使的目的应是化解矛盾,保卫国家。“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于是子路、子张、子贡纷纷请缨救国,最终孔子同意子贡出使齐晋吴越各国。因为在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诲下,子贡已成为当时卓越的外交家。“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强大的外交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不辞辛劳的奔走于各国之间,目的就是保全鲁国。保鲁原因有二,其一,在孔子学说中,鲁国是最接近道统的国家:“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其二,鲁国是孔子及其弟子的故乡,“坟墓所处,父母之国”,也是儒家学说的发源地。总之,子贡作为“士”,出使各国是基于对“道”的维护以及对故乡的热爱。由此观之,个人修身成仁的目的是以和平的方式保卫国家,维护社会秩序。
在孔子学说中,君主在政治社会秩序中处于枢纽地位,只有通过“修身”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季康子问孔子政治时,孔子对“政”做出这样的解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指政治,管理国家。正,是一种修身要求,有端正之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道德规范,正义、正直之义。孔子把二者联系起来,用道德解释政治,可见他对治国者修身的重视。治国者首先正己才能正人,如果品行不端,政令也就无人听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孔子对当政者如何修身有进一步的要求,“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恭敬、宽厚、信实、勤敏、恩惠是治国者修身成仁必备的五德,具备五德才能实行德政,进而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德”是政治的根本,君主修身的最终目的是行德于天下、行仁于天下,使“德”和“仁”内化为一种情感,在外交思想上表现为一种自觉的行为方式——“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无寡”。当政者以“德”治国,会形成“德不孤,必有邻”的感召力和认同感,国与国之间自然以和平共处的状态存在;而处理两国矛盾时也应秉持“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调和双方利益争端,以和平的方式达到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最大化。
总之,孔子的外交思想是关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处之学,“仁”学思想贯穿始终。“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应遵循“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原则。“仁”最基本的“爱人”含义,这种原始的人道主义思想折射出孔子的“慎战”思想。“仁”的第二层含义“修身”。一方面,“士”修身成仁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道”,化解矛盾,保卫国家;另一方面,为政者修身成仁的最终旨归是实行德政,以“和而不同”之道协调国家间的矛盾,行仁义于天下。所以孔子的外交思想是以“仁”行天下,以调和的方式处理各种矛盾,达到和谐状态,反对战争。
(二)礼:孔子和平外交思想的依据
礼,是孔子思想体系中仅次于“仁”重要概念。在《论语》中,“礼”有礼意、礼仪、礼制、礼法四种含义。对个人而言,“礼”是待人接物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对国家而言,“礼”是各个阶层必须遵守的礼乐制度;对社会而言,“礼”则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制度规范,所以礼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力。“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是礼的思想基础,礼则是仁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体现,缺少仁的礼,只有礼的形式,失去了和谐仁爱的灵魂;而没有礼的仁,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无道的状态,不能自拔。在外交视野下的仁是一种内化的自觉的行为方式,国家间都遵循着内在的道德情感;而礼将内在的道德情感形式化,以确保外交事务的秩序化、规范化,有条不紊地顺畅运行,以此形成了孔子“和谐”的外交思想。
春秋时代是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礼崩乐坏时代,孔子认为恢复社会秩序的方式就是重塑周礼的核心规范地位。在治理国家中,孔子认为礼与德的结合是教化民众的主要方法。“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同样,礼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中也是必不可少的。礼是诸侯国之间交流的基础,也对诸侯间的外交活动具有约束性作用。夹谷之会是现存史料中体现孔子外交思想的重要外交事件。鲁定公十年,齐景公和鲁定公会于夹谷,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参与其中,“会齐候夹谷,为坛位,士階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春秋时期,周王室虽然已经名存实亡,而周礼依然是诸侯间需遵从的基本礼仪规范。孔子以坚决的言辞和果敢的行动,指出齐国不符合礼法的夷狄之乐、匹夫之艺,争取到了会盟主动权,并且提前准备好“武备”。最终,实力远不及齐国的鲁国在夹谷之会中,不畏强齐,占尽上风。孔子在夹谷之会中把“知礼”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以礼为外交武器,以弱胜强,保全鲁国,并赢得三座城池。这不仅充分展示了孔子作为一个外交家的才能和胆识,更体现了他遵循礼制,据理力争的和平外交思想。
夹谷之会使我们看出“礼”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起着国家之间相互沟通以及化解矛盾、消除分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所有的外交活动都需要“循礼”而行,“不学礼,无以立”。故孔子外交思想中对礼尤为重视,如,孔子去接待外来宾客时,“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论语·乡党》)出使外国时,“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论语·乡党》)同时,“礼”是治国者是否使用战争的主要依据,亦是评价战争义与不义的重要标准。孔子主张和平外交,反对的是僭礼的不义战争,但违背礼制的严重行为就要“讨伐之”了。当齐国陈成子弑其君简公后,“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论语·宪问》)孔子认为,臣对君应“忠”,而臣弑君则是“礼”绝对不允许的,这种行为应该讨伐。当然,在孔子外交思想中,礼不仅仅是外交活动中对主体双方表面行为的约束,更重要的是体现双方彼此内心遵守的儒家核心伦理范畴——仁。管仲在“树塞门”、“立反坫”上有僭越行为,但他“尊王攘夷”,用和平的方式帮助齐桓公统一诸侯,故孔子认为管仲是仁人。可见,在孔子的外交思想里,仁是核心,礼是形式,“仁”置于“礼”之上,“仁”贯穿孔子外交思想的始终。
(三)中庸:孔子和平外交思想的方法
孔子以“仁”和“礼”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外交思想,运用到外交实践中表现为“中庸”的处世之道。中庸,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中,内也,上下通也。”“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以此,中庸即为内用,属于人的心理意识行为方式。杨伯峻认为,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折中,无过,无不及,调和;“庸”,平常。孔子拈出这两个字,表示他的最高标准是折中的和平常的东西。具体而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为了达到中庸,首先要认识事物的两端,并全面地分析,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形成正确的认识,为恰当的解决问题提供依据。“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叩其两端”的目的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也就是说,遇到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析事物的两端,然后按照适度的原则,最后总结出最佳的解决方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协调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和谐的状态,这是孔子认为以中庸之道处理关系的最佳方法——“礼之用,和为贵”。而“礼”则是中庸所依据的基本原则。“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礼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和谐的状态,为此,每个人需依据行事的礼,在修身的过程中内化为约束自身行为的内在诉求,并逐渐形成指导人生的价值体系。“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与子贡的这段经典问答,从反面论证了中庸的界限,即“做过了头”(过分)和“达不到”都不符合中庸之道。故中庸是孔子提倡的最佳处事方法,“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也因为牢记“中庸之道”,深得孔子的喜爱:“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杜维明认为:中庸的意思是要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复杂的时空网络中,取得最好、最合情合理的选择,就好像射箭要中的,也是在一个非常动荡、非常不容易掌握的环境中,取得最好的击中目标的时机,这需要自强,需要自力,需要观察不同层面的矛盾。总之,在外交层面,中庸之道的关键是对“度”的把握,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分寸,无过无不及,能够恰如其分的分析形势,权衡利弊,协调矛盾,最终建立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
中庸是孔子和平外交思想中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应遵循以下原则:首先,坚持忠恕的原则。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以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体谅他人。上升到国家层面,在平常的国际交往中,要尊重别国的立场,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主体平等;在国际活动中以诚相待,互惠互利,不因国家实力的强大而迫使别国牺牲利益屈服,也不因国家弱小而失去原则;面对国际性问题,例如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等,对该地区国家和人民施以援助之手,坚持本国立场,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其次,坚持重义轻利原则,孔子认为“君子喻与义,小人喻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谋取利益应该建立在符合道义的基础上,在国与国的经济交往中坚持互利互惠,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遵守国际经济规则的同时,坚决拒绝牺牲本国利益的不平等交易,更不能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短期掠夺性经济利益。最后,要始终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提倡用文明的方式与周边国家和睦共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一切以战争为形式的国际争霸。
总之,孔子的外交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依据,以中庸为方法的和平外交思想。“仁”从根本上决定了孔子的外交思想是反对战争的和平外交观,“礼”同样也要求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国与国之间纷繁复杂的外交关系。二者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与安定,并且“仁”是“礼”的内在灵魂及主导因素,“礼”是“仁”的外在行为规范。“仁”和“礼”的思想应用到具体的外交活动中体现为中庸的处事之道。凡事都要有个“度”,“适度”就是中庸。中庸是恰当处理国与国之间矛盾、协调各种分歧的最佳方法。孔子的和平外交思想,代表着儒家外交思想的精髓,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原因,也是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智慧渊源。
 
三、孔子外交思想的当下价值
孔子五十四岁辞官离鲁周游列国,至六十八岁归鲁,在卫、陈、曹、宋、郑、蔡等大小六国中奔走十四年,宣扬自己的德政主张,到处碰壁,几次遇险,累累若丧家之犬,可他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精神至今仍令人唏嘘赞叹。而蕴藏于德政思想中的和平外交思想不被当时统治者所接受的原因也值得探究。
首先,孔子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更多的荒地被开垦,人口也随之增加,各国之间互相争夺土地人口,导致井田制破坏,出现了“相地而衰征”的现象。这就引起了以井田制为根基的西周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经济结构上表现为由领主制向地主制封建社会过渡;政治上出现王权衰落,诸侯争霸的局面。孔子的思想来源于上古三代的宗法制观念,以“仁”和“礼”为主要内容,最高准则是维护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忠君尊王”。从西周到春秋,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宗法制度逐渐失去了现实经济上存在的基础,以新的地主阶级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正在产生。孔子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僭越周礼行为,并没有看到其背后的经济原因。他用尽毕生精力去维护他心中至尚的周礼,维护宗法制度,试图回到文武周公时代,而现实却是大变革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周礼已经不符合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这是孔子到处碰壁的根本原因。
其次,战争是当时争霸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尚武”精神成为社会风尚,和平外交显得迂阔而不合时宜。失去经济基础的周王朝已经丧失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整个春秋时期都充斥着诸侯争霸的血腥气,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统计,自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春秋时期的294年间,共发生大小战争395次,平均每年1.34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战争是在弱肉强食的兼并中脱颖而出的最佳方式,这就使得“尚武”精神必然成为风尚。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大国的军费开支急剧攀升,武器装备迅速发展,军赋制度逐步建立,军事理论突飞猛进。在民间习俗方面,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一般民众对剑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剑作为尚武精神的象征物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看出尚武精神在社会的盛行。最重要的是尚武的主流思想操作性强,还可以满足君主称霸的野心,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弥漫中,孔子欲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和平”外交思想不免显得遥远而迂阔了,这也是和平外交思想不被接受的重要原因。
最后,理想与现实的不符。面对社会的无道,孔子执着于拯救天下的“仁”政思想,并且坚信人内心的“仁爱”可以消弭欲望引起的一切暴力行为,最终实现各得其所的大同社会理想。仁君行仁政,是实现孔子理想的最佳模式。而残酷的现实是,世间并没有一个与孔子志同道合的仁君,取而代之的是日日盼望不惜一切代价称霸天下的野心政治家。在他们看来,仁政绝不是实现争霸的最佳方法。只有战争才能最终解决一切纷扰,一匡天下。故以“仁爱”代替战争的和平外交思想,在战火横飞的年代显然是行不通的,孔子的努力与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就变得苍白无力了。
自实施改革开放决策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终于在2010年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外合作日益深化,我国正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崛起,引来西方反华势力“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的攻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中国永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和平外交思想与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之间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虽然孔子离开我们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但他的和平外交思想却能穿越历史、跨越国界,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仍然给我们以智慧与启迪。
首先,孔子的外交思想是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渊源。在以“仁”为核心的和平外交思想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应该遵守“恭、宽、信、敏、惠”五种道德准则。儒家思想自汉武帝之后一直是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蕴含在治国思想中的和平外交思想经历两千多年的积淀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代代不息。习近平书记在2014年5月15日举行的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中强调:“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也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在儒家“礼”思想影响下,个人立足于社会必须遵守社会规范,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遵守国际公约,人人讲礼,国国以礼待人,社会就会和谐。在儒家“仁爱”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华民族基因注定是内敛的,是防守的,是反对战争的,这正是形成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主要原因,更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渊源。
其次,孔子的外交思想为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际关系提供智慧支持。包含众多德目的“仁”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德不孤,必有邻”,治理国家、处理国与国的关系,都应依据“德”。“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阡陌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信作为五常之一,从人与人之间到国与国之间都是应该遵行,即使沦落到蛮荒之地也会行得通。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论语·子路》中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由此,有的学者认为,孔子的外交思想中并不特别赞同“言必行,行必果”。其实,这还是一个处事方法的问题,也就是孔子一直推崇的中庸之道。我们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既要遵守亘古不变的原则——国家根本利益最大化,又要根据时空人物等的瞬息万变情况,学会权变,灵活处理各类具体事务。《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师徒途经蒲邑时,被蒲邑人扣留了。他们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都,我们就放了你。”孔子和他们立了盟誓,答应决不去卫国都城。于是蒲邑人将孔子师徒放行。随后孔子却带着弟子们前往卫都了。子贡不解地问:“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这是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孔子处事的大智慧。即处理事情要审时度势,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既要坚守原则,又要学会权变。正如孟子所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故而孟子称赞孔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孟子·离娄下》)
近些年来,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原本是我国内部问题,却因某些大国的插手影响了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和谐关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国家领导集体,坚持兼容并包的理念,从“亚洲新安全观”到“核安全观”,从“中国版文明观”到“正确的正义观”,从“真、实、亲、诚”的对非主张,到“亲、诚、惠”的周边安全理念,再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用“中国智慧”积极主动地解决各类复杂多变的国际问题,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国际关系的和谐。
最后,孔子的外交思想还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当今国际社会,近几年来各种矛盾冲突不断,整个中东地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伊拉克问题、叙利亚问题、难民潮问题以及愈演愈烈的恐怖袭击事件等,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影响国际和平的因素日益增多。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和平外交思想认为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地区矛盾,而不应诉诸战争。因此,面对国际矛盾,首先要反省本国的治国政策,通过仁政处理国际纠纷。引起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间利益的纷争,孔子重义轻利,反对见利忘义,更反对不义战争,国家间倘若吸取孔子和平外交思想的真精神,国际间的流血、战争自然得到遏制,矛盾和纷争都会得以和平解决。我国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并且成功收回香港、澳门两地区的主权,避免了我国与英国、葡萄牙两国发生国际冲突的危险,这是运用孔子和平外交思想解决地区问题的成功案例。另一成功案例当属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快速发展。自2004年11月21日,海外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挂牌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从零起步到今天,我国已在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475所孔子学院,851个孔子课堂,累计注册学员345万人。在孔子学院的带动下,已有61个国家和欧盟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球汉语学习者从10年前的不足3000万人,快速攀升至1亿人”。可以说,10多年来,孔子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综合文化平台和人文交流品牌。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自豪,孔子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孔子学院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效果如此之好、影响如此之广,其根本原因之一,笔者认为在于孔子温润儒雅之形象,热爱和平之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从而“孔子学院”这个品牌比较容易被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全球人民所认可。
总之,和平外交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处理国际矛盾的主流意识。孔子以“仁”为核心,建立在维护“礼”基础上的和平外交思想,不仅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智慧之源,更具有解决国际争端的超越时空的大智慧。愿全天下之人从自身做起,修身成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热爱生活,珍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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