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题 > 首届东亚儒学威海论坛 > 先秦儒家的义与义利观

先秦儒家的义与义利观

摘要  义是传统伦理的主要道德范畴,其意义也是在不断发展充实。孔子奠定了其基本意义,孟子将义视作人固有的内在本性,主张“君臣有义”,荀子将义从个体道德规范扩大到社会道德规范,从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制度层面。关于义与利的关系,孔子重义轻利,为孟子与荀子所继承,但孟子、荀子都有了忽利的倾向。
关键词  先秦  儒家  义  义利观  孔子  孟子  荀子
作者  孔祥林  男  1951年生,山东省曲阜人,中国孔子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孔氏家族、孔子庙、书院。曲阜  273100
 
“义”虽然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但其伦理学的意义则是随着中华民族不断认识自己、不断规范自己、不断提升自己逐渐丰富确立起来的,先秦儒家孔子、孟子和荀子发展和丰富了“义”的内涵,使之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道德范畴,不论四维、五常还是八德都有它的一席之地。
孔子的义与义利观
对义的本意,孔子说就是合宜,“义者,宜也”(《中庸》),“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为比”(《论语·里仁》,凡《论语》以下只注篇名),君子对于天下的一切事情都以合宜为原则。由此,义伦理学的意义由表示合理性、合理的事情、合理的行为进一步引申为正确的道理,发展成人们常说的道义。
义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论语》中共出现24次,其中出自孔子之口18次,子路之口3次,有若、子张、公明贾各1次,涉及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
在修身方面,孔子认为“君子喻于,小人喻于利”(《里仁》),因此主张“君子义为上”(《阳货》),“君子以为质”(《卫灵公》),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应该懂得义,应该以义为可贵,以义为原则,一切行动都要考虑是否合乎义,不能做有害于义的事情。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就要以忠信为中心,使自己的行为以义为转移。子张问如何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孔子回答说“主忠信,徙,崇德也”(《颜渊》)。孔子自己也将闻义而徙作为自己品德修行的内容之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听到义不能迁而从之,是孔子所忧虑的事情之一。
孔子对君子的要求很高,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季氏》)见到好处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义,取得是否合理,这是君子考虑的内容之一。一个人即使达不到君子的标准,也要做一个成人,德行全面的人。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人,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可能认为标准太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能够见利思义,遇到危险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说是成人了。一个德行全面的人必须做到见利思义,见到利益首先考虑是否符合义。
 在政治方面,孔子主张管理者要崇尚义。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管理者尚义人民就不敢不服从。 管理者推行自己的主张要依义而行,“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管理者使用人民要符合义,孔子评价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使用人民符合道义是君子之道之一。
作为一个管理者要“质直而好义”。子张问孔子一个人怎样做才能称作达,孔子问达是什么意思,子张说“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孔子说“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颜渊》)。通达显耀的管理者要正直好义,善于分析他人的言语,观察他人的脸色,考虑事情时要对人谦让,这样在国家做官就一定能事事顺达,在大夫家做事也一定能事事通达。
义作为社会伦理也反映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子路掉了队,遇到荷蓧上人,问他“子见夫子乎?”丈人回答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子路知道他是一位隐者,对其评价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为国家服务是每个人的义务,自己追求洁身自好,而不去为国家服务就违背了义。为国家服务,这就是君臣大义。
孔子提倡将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准则。主张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面对不合乎义的富贵要毫不动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人们要见义而为,“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子路问君子“君子尚勇乎?”孔子告诉他“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义左右着勇敢的善恶,勇敢虽然是美德,但这种品德只有符合义的行为准则是才是善的,即使是君子,无义而勇,只会添乱,小人无义而勇就会成为强盗。
    孔子提倡严守信用,但并不主张一味死守信用,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兑现自己的诺言。他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子路》)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那就是顽固不化的小人。孔子没有说明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是顽固不化小人的原因,弟子有若的一句话可以作为孔子的补充,那就是“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对自己的诺言要进行具体分析,只有符合义的诺言才能去兑现,不分是非地去兑现自己的诺言是不可取的。
  孔子推崇义,提倡义,但并不反对利。孔子承认,富贵是人的共同愿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们就不要去享用;“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贫穷和下贱都是人人所厌恶的,如果不能用正当的方法去掉它们就不要去改变。富贵的获取,贫贱的脱离,都必须合乎义。
孔子并不讳言追求财富,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古代执鞭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天子或者诸侯出入时在前面清路警戒的人,这种人在队伍的前面挥舞鞭子,鞭子的响声让路上的行人赶紧躲开;另一种就是市场的守门人,手执皮鞭来维持秩序。这两种人都不是高贵的人,但是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属于自食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孔子不反对利,而是要求人们用义来控制利。他一再强调要“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受孔子的影响,他的弟子子张也主张“见得思义”,就是要求人们在利益面前首先要用义为标准来分析利,衡量利,考虑取利是否合乎义。当利合乎义的时候孔子就并不排斥利,公明贾就说孔子“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只要合乎义,利还是应该要的。当义与利两者冲突时,孔子主张取义舍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总的来看,孔子重义轻利,主张以义来节制求利的欲望,但求利并不可耻,只要不违背义就是正当的。孔子的义利观是正确的。
 
                   孟子的义与义利观
孟子认为义是人固有的品德。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凡《孟子》以下只注篇名),义和仁、礼、智都是人固有的品德。而羞恶之心就是义的发端,“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义与仁、礼、智都是人固有的善端,如同人的四肢,“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其中仁义更为重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之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义与仁一起是人与禽兽的主要区别。孟子主张性善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义作为人固有的羞恶之心的产物就被孟子纳入人性的范畴,义不仅仅是伦理道德范畴,而且还是人内在的本性,这是孟子对义内涵的扩展。
孟子还将义的使用扩大到敬长上。他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上》),敬上包括从兄,“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离娄上》),也包括奉事国君,“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而奉事国君是天性,因此他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滕王公上》)。
孟子主张尚义。“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因此主张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要居仁由义,“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要遵循义,“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万章下》),“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离娄上》)要以义取舍,“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尽心上》),“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要求大义,陈仲子认为哥哥做官不义而不与他和母亲一起生活,以编织草鞋为生,孟子认为他以小义害大义,“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尽心上》);要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与孔子主张的杀身求仁是一致的。
在义利关系上,孟子基本坚持了孔子的主张。
万章问孟子有人说“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说不是的,“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孟子所赞扬的伊尹与孔子主张的义然后取是一致的,与孔子所主张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相同的。
但孟子有了重义忽利的倾向。
孟子见到梁惠王,梁惠王首先问如何有利于本国,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如果举国上下追逐私利国家就很危险了。从来没有讲“义”的人怠慢他的国君的,大王只讲仁义就行了。孟子这样说虽然是为了强调仁义的重要性,但也显示出孟子有忽视利的倾向。
在与宋牼谈论如何制止秦楚交兵时也表现出重义忽利的倾向。
当宋铿说打算以交战不利游说双方时,孟子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君臣、父子、兄弟只要怀仁义以相接国家就可以称王,为什么要以利劝阻呢?表面看,孟子主张去利尚义,但仁义就可以称王,难道不也是以利相诱吗?
孟子还认为,人只要舍弃逐利之心,义就可以用之不尽,“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尽心下》),也显示了重义忽利的倾向。
孔子只谈义,孟子仁义并举,提高了义在伦理道德中的地位。
 
                   荀子的义与义利观
 
荀子主张尚义,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违背义,“重死,持义而不桡”(《荀子·荣辱》,以下凡《荀子》均只注篇名),“畏患而不避义死”(《不苟》);主张“唯义之为行”(《不苟》),“以义制事”(《君子》),“利少而义多,为之”(《修身》),“诚心行义则理”(《不苟》);要以义修身处世,“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王霸》)。
荀子论义,更多谈论的是义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他认为立义就可以称王,“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择也,仁人之所自务也”。主张“以国齐义”,治国遵从礼义,“絜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选拔官员要“举义士”,制定法律要“举义法”,率领群臣追求目标要“举义志”,“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这样就可以安定天下,“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是所谓义立而王也”(《王霸》)。所以他更加重视义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将义与礼并列,“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因此主张治国要“好礼义”,“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君道》);主张“先义而后利”,“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 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 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王霸》);不能贪利,“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君道》);更不能贪小利,“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要“兴天下之同利”,“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王霸》),“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正论》)。
孔子只谈义,孟子虽然有礼义连用,但没有制度的含义,荀子将义从个体的道德标准扩大到外在的制度层面。他认为“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圣人为治理社会才制定礼义,礼义生而后制定法度,“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性恶》),
荀子还提出公义的概念:“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修身》),“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君道》),义不再仅仅是个体的道德规范而且还是社会的道德规范。                    
对于义利关系,荀子认为义与利都是人固有的欲望,即使圣明如尧舜也不能去除人民对求利的追求,暴君如桀纣也不能去除人民好义的本性,尧舜只能使人民求利的欲望不胜过对义的爱好,桀纣只能使人民对义的爱好不胜过求利的欲望,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对义的欲望超过利就是治世,对利的欲望战胜义就是乱世,“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因此荀子主张在上位的人要重义而不能重利,“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圃,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藏”(《大略》);要好义,不要好富,“上好义,则民闇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治乱之衢也。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大略》)如果重利轻义,国家就会灭亡,“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王霸》);求利虽然是人的本性,但追求利不能胡作非为,“欲利而不为所非”(《不苟》);看到利时要考虑它的危害,“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不苟》);符合利的事情是可以做的,“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正名》);要以义制利,“圣王在上,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正论》)
荀子也是重义轻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成相》);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不能为利弃义,“保利弃义谓之至贼”(《修身》);不能以利害义,“故君子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法行》)。 
荀子也有重义忽利的倾向,士君子要“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荣辱》);主张以公义战胜私欲,“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修身》)。
 
从孔子到孟子,到荀子,不断发展扩充义的内涵,将义由个体道德规范扩大到社会道德规范,从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制度层面,但在义利关系上,从孔子的重义轻利向重义忽利发展,逐步发展到宋代理学家的尚义贬利,存义灭利,走向了极端。
 
 
错误报告  分享到:

鲁公网安备 37100302000175号

威海广播电视台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AVSP) 鲁备200900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鲁ICP备06041465号

网站热线:0631-5191412 网络实名:威海传媒网 网络设计/系统支持:威海传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