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题 > 首届东亚儒学威海论坛 >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的儒学使命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的儒学使命

“命运共同体”最早出现于2011 年9 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2012年11月,这一理念被正式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从此以后,习总书记在国内外重大场合都强调了要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观察和处理中国自身及外交问题,并将其作为中国关于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习近平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内核。这种“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指包括东北亚在内的区域性“命运共同体”。“东北亚”作为一个“独立概念”也已经被人重视,乃至于世人的目光往往聚焦在这处“多事之地”。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无论是从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不管你承认与否,以中朝韩日为核心的“东北亚”已经无法割离开来看待和对待。虽然“东北亚”还处在“内乱”之时,但所属成员逐渐感觉至已经谁也离不开谁,形成了东北亚特殊的“命运共同体”。

一、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思想基础

众所周知,区域“共同体”逐渐要取代国家概念、民族定义,成为“利益”的代名词。“共同体组织”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高,在国际重大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此时的“东北亚”却面临着另外一种“繁忙的景象”: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威助论”相提并论;日本的经济大国与“政治大国”联系在一起;朝鲜半岛成为“不安全”和“核”的代名词。东北亚主要成员国——中朝韩日一直处在进行角力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历史的、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离不开历史和文化的交融,因而,中朝韩日的关系长久呈现出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东北亚做为一个整体概念何去何从?应该说,答案就是一个,那就是东北亚必须要构建属于自己的区域“命运共同体”,不管这个命运共同性质如何?模式如何?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因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区域政治稳定与安全,有助于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水平。
面对设计中的“命动共同体”,我们又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构建“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应该是什么?长期以来,大家普遍关心的是共同体的政治倾向、经济利益,而往往忽视其“共同体”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基础。但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共同体,最终都离不开共同体得以生存的文化环境,更离不开共同体能够发展的思想基础。探寻“共同体”文化背景与思想基础之时,必须要回顾共同体曾经共同拥有过,而且正在起一定作用的思想文化到底是什么?考察东北亚历史发展脉络,不难发现符合上述条件之中,儒学应该是最有资格成为该共同体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基础。这是因为,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多年中,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鉴照今天和未来。也就是说,影响东北亚的共同体传统文化中,尽管有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一些思想,但是,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来看,儒学是最符合这个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我们应当承认儒家思想的确存在着很多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因素,但它2500多年来所积淀的优良特质在现代化中的动力作用却是不能被抹杀的。因为,在东北亚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秩序、普及教育,以及稳定区域等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重的作用。
尽管对于儒学的历史地位问题,后人对其功过评判不一。但是,一种文化能够养育一个民族两千多年,已经深深积淀在人们心中,没有什么能将民族文化从代代相传的血脉中删除殆尽。东方文明可以看成是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在中国和邻近的东亚各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它塑造了东北亚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也规范着东北亚人民的言行举止和风俗习惯。儒学成为了这个“文化圈”,或者“汉字文化圈”的核心思想,而东北亚则是这个“文化圈”的中心。儒学何以成为了推动人类文明?为什么一些学者胆敢主张“东方文明”时代的来临呢?儒学之所以能够推动世界文明对话,首先在于儒学体现了人类的道德自觉,揭示了人生常道,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人类如果不想堕落,而要摆脱野蛮走向文明,就不能不接受儒学所倡明的仁爱忠恕之道,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儒学具有贵和的传统,一向尊重其它的文明,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所以能够成为沟通各种文明的桥梁。儒学又何以要成为肩负再一次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任的主要承担者?何以可能?也许我们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儒家思想蕴含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 “民胞物与” 的博大情怀,“崇尚道德”、“见利思义” 的价值取向,“乐群贵和”、“推己及人” 的行为准则,“家和万事兴”、“和而不同”、“和气生财”、“和平发展”等等,都会成为构建和谐的东北亚文化环境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构筑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文化前提

不同的文化背景往往意味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又意味着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此,打破原有的价值观念,建立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念,是十分困难的。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打破原有的价值观,而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的过程,困难肯定存在,部分利益的损失也肯定存在,但是,“共同体”的命运亦将决定着成员国所有人将来的命运,因此,以大局为重,尽力满足构建共同体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首先,共同的价值观是共同体必要的、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现在的东亚地区也许没有共同的价值观,过去的东北亚也许不曾拥有属于该区域同共同的价值观,但是将来的东北亚不能不构建自己的“共同价值观”,因为共同的价值观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东北亚各国价值观的不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文化共同体内最大的冲突正式来自于这种价值观的冲突。“东北亚价值”是指东北亚地区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上的对价值进行判断的基本观点,即东北亚各国在历史时代由于相互学习与交往而形成的、并且被各国所认同的文化价值即是“东北亚价值”。从东亚文化价值来看,应包括如下一些内容:“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对整体价值的认同,即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国家之本在于家庭的理念;提倡“和合”精神“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和谐”是儒家学者追求的最高价值,也是中国、日本、朝鲜、韩国文化思想的普遍性原理之一。东北亚各国所具有的“差异性”价值观接触在一起,必然会相互摩擦、相互碰撞,每一个体都出于本能,极力维护自己长时期形成的价值观,轻视别人的价值观,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行为准则。因此,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冲突首先集中反映在成员国个体不同的价值观上。现代社会的语境下所说的“亚洲价值”与传统意义上是有差异的,它在保留了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价值的部分的同时,还加入了亚洲社会在近代和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追求。因此,亚洲在历史上的确存在着源于共同的相似文化的“亚洲价值”,而且由于我们支法摆脱的历史烙印和相似的近现代经历,现在依然存在着与传统意义有差异的现代语境下的“亚洲价值”。比如:作为影响东北亚安全与合作秩序形成的重要因素的朝鲜半岛问题,同样始终渗透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对立。东北亚主要成员国的价值观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甚至是对立的。价值认同是社会认同的根本,因此,共同体通过相互交往在观念上和社会生活中进行价值定位和定向,并最终确立共同价值观念。
其次,构筑相互信任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就是指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它是指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成员对其文化的理解、接受和实践的文化心态,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文化的认同不意味着文化的同一与同化,不同国家对异质文化的尊重是重要的。只有相互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才能有助于维护和促进各国文化的利益,否则,只能导致不同文化间的对立和冲突,最终损害本国与区域文化的利益。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共同体成员国由于分享共同的,或者是相近的历史传统和集体记忆,并意识到彼此间的存在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归属感。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中,出现一种或几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是正常现象。然而,占据优势地位的文化总试图排斥、消解其它文化,实现自己的垄断性和控制性,也可把它称之为文化霸权。文化霸权的出现,必将不利于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因为在“文化霸权”的话语下,共同体将失去共存的基础——“信任”,相互间的信任是文化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能把东北亚历史上的和文化上的有利因素,转化为一种能够增强各国彼此信任、相互友好的现实可能性,进而实现东北亚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这才是我们实现跨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东北亚各国的文化虽然都具有儒家文化的传统根基,但却对儒家传统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价值观、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上有明显差异。当然,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说伴随着新的认同,东北亚内的另一种“文化冲突”也是不可避免课题。但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冲突”,如果是以相互信任为前提和基础的文化认同的话,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会更加顺利。
 

三、构筑“命运共同体”儒学资源

虽然对儒学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是综合考察东北亚所面临的各种思潮,我认为儒学思想能够成为构建东北亚共同体的过程的中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新理念。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人民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与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以及“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儒家的“和而不同”、“中庸”,“和合”等思想,在尊重东北亚各国民族差异和崇尚和谐的前提下,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防止发生各家间、民族间的对立和冲突,积极促进东亚及世界文明的对话。
 

(一)“和而不同”——构筑“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命运共同体”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表示了当今世界的差异性和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因此,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2014 年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进时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段话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当今世界的差异性;其二,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因此,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着差异观和统一观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和而不同”是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法则,主张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辐相成。以海纳百川之胸襟,求多样统一之旨归,这显然是一种较高的境界追求。在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发展中,儒家文化作为其中的一元,它本身与其它文化处于互动与对话之中,这种互动与对话将促进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而儒家文化的仁爱精神、实践理性与“和而不同”的思想也将在人类文化达成“重叠共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和而不同”的基础是“不同”,“不同”是事物存在的常态,调强的是事物的差异性,认为事物只有在差异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和谐发展和整体进步。如果否认事物间的“不同”,一味追求其“同”,事物不仅不能发展,还会败亡毁灭。相反,如果把不同的给予合理的配合的话,却可能导致“和”,尤如用各种作料做出可口的汤,用不同的乐器弹奏出和谐优美的乐章一样。和而不同,一方面肯定了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了多样事物间的互补与和谐,主张事物的统一是多样的统一。
 “和而不同”用于全球化方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不同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应当和谐相处,相互吸收与融和,形成人类文化统一体;另一方面则是指不同民族国家的单元文化应当追求差异性,保持和发展自己鲜明的特殊性。因此,“和而不同”的文化原则不仅正确反映了文化全球化发展态势的要求,而且有利于正确处理各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关系,促进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主义往往凭借自己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严重威胁其它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破坏全球文化的多元化态势,以造成全球文化的单一化局面,很容易激发尖锐的矛盾冲突。“和而不同”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与状态,也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今天全球化时,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广泛、深人地进行全方位的接触,就更需要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自为指导,承认其他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承认各民族的文化及其信仰的宗教具有同等的价值,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财富,不必幻想用自己的文化、宗教替代其他民族的文化、宗教,这样各民族之间发生“文明冲突” 的机率就会大大降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和谐观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上古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存续着,而不仅是某家某派的哲学观点而已。不同文化可以在竞争中实现对话与合作,在吸收与创新中保持文化的活力。“和而不同”也是一种对当前新的国际关系规范和新的国际政治文化的解说与期待。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可以作为国际间处理不同政治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原则。不同文化交往时当努力寻求彼此间的共同点,把分歧暂时搁置,通过耐心对话沟通缩小分歧。每个民族都以平和与宽容的心态,共同构建多元共存的人类文化。在全球化的价值取向中,我们必须寻求“双赢”和“皆大欢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这是全球共同繁荣的唯一出路,也是构建和谐和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最佳选择之路。

(二)“中庸”——构筑“命运共同体”的方法

“中庸之道”作为我国优秀文化理念,长期以来对国人的思想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发展。因此,学者认为“中庸文化观具有纳万物于胸中,不自设藩篱的宏大气魄”之观点。因此,中庸思想特别受到“儒学大师”们的青睐,并广泛应用于他们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孔子对中庸思想极为推崇,他在《论语 ·雍也》中讲,“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认为中庸是至德,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来看,“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孔子推崇中庸,要求君子的道德修养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如果违背了中庸之道,美德就会变成恶德。也就是说,做任何事都不能过度。这实际上是要人们把握一个客观的“度”就像掌握物体的重心一样。这个度就是介乎两端之间的“适中”,超过一定限度便是“过度”,达不到某种程度便是“不及”。孔子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理想目标。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能使人适其“度”;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能使人合于“礼”;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它则帮助人们体认并受用宇宙自然的和谐之美。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中庸要求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要“致中”和“时中”。致中是指“叩其两端而竭之”,时中则指人们在处理向题时要坚持中庸之道,又要因人因场合随时变化其具体形式,在复杂的事物中穷尽各种可能性以施行最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
中庸之道的“中”,不同于折中主义、调和主义的“中”,不是不讲原则、善恶不辩的折中与调和,而是指事物存在适中、合适、合理的观念,符合“中”这个界限和标准的事物存在方位和存在状态就是合宜的,“无过无不及”;中庸之道的“和”,不是指两个事物彼此完全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相互间比例协调、配合得适当,从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状态。如果说折衷主义是一种机械地、无原则地拼凑在一起的哲学观点的话,中庸则意味着一种能力,它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积极地运用各种有效的手段方法,是一种积极的处事方式。儒家思想从根本上反对折衷主义,认为它只对道德的破坏。实现中庸,必须达到两点:第一、看问题、做事情全面而不偏激,讲求包容精神,追求事物和谐;第二、在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多样的统一。这种原则在行为方面集中表现为适中(适度)、恰到好处。儒家中庸之道的关键、要害是“恰到好处”。执中强调执守善德,可理解为从静态强调坚持恰到好处的中道,时中则从动态角度强调坚持恰到好处的中道,即持守中道要因时因地制宜,随时间条件变化而变化。因此,儒家追求勇于进取而又考虑全局、为人正直而又与人合作、能够实现节度精神与兼容精神的统一境界和方法。中庸是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协调矛盾的正确思维方法,中庸阐明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界限,超过或未到达一定的界限都要影响事物的质,势必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事情就不会有理想的结果,它要求人们做事恰如其分,不走极端。
我们怎样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信仰撞击中的“东北亚”,应该用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在重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时要尊重他人的文化和价值观,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应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和价值为前提,这对实现人类的和平和繁荣是很重要的。当然在思考东北亚整体问题的时候,中庸”思想不是西方政治中的“妥协”,也不是在强国的威逼下,那些弱国只好妥协让步,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求得和平,从而建立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庸”则强调充分考虑各方面利益,制定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适当满足,结果是双赢甚至是多赢且没有受挫感。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际关系才会带来真正永久的和平。总之,中庸的历史价值在于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提升道德境界,不利于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三)“和合”——构筑“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在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多元模式的全球化背景下,尽管世界是有差异的存在,并要允许并承认他人、自然、社会及各国、各民族走自己的发展之路。但是,国际社会已经相互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一个不争的实事。面对共同面对的问题,各国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对话机制,共同创建一个共赢的、相互依赖的体制。构建“共赢”环境和相互依赖的体制,需要大家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我认为儒家的“和合”就可能成为这个理念的核心。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对此作了深刻论述,他在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和合学,并从中概括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即五大中心价值。张立文教授认为“和”指和谐、和睦、平等,“合”指融合、结合、联合、合作等等。“和合”是指自然、社会、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的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笔者认为,和合的涵义由三个纬度构成:第一个纬度是异质元素的存在,这是和合的前提,只有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事物、要素之间,才可能和合融通,绝对同一无差别的存在不叫和合:第二个纬度是动态的冲突融合,这是和合的过程,不同的事物经过不断冲突, 彼此协调,而后融合,以至和;第三个纬度是和合而生,这是和合的目标,即不同事物共生共存,且可融通产生新事物,生生不息。 简言之,和合就是异质元素通过冲突融合的过程, 实现平衡协调,达到和生。 儒家的“和合”思想可以融合不同的价值观,使之互相协调统一,而且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支柱,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和合文化的内涵就是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汲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服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新事物的发展。儒家和合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类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把构建和睦、和平、和谐的各种关系,作为君子人格修养的重要方面和社会协调、稳定的价值尺度。
“和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原则之,其初义是指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要素融合、结合的意思,确立于我国周朝与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各家“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一致”和“同归”之所在。“和合”是一种文化气度、“和合”是一种文化理念、“和合”是一种文化境界、“和合”是一种文化力量,中国的对外思想正是体现了中国的这种“和合”文化精神。“和合”思想强调国际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强调无论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需求,还是经济领域、安全领域,无不共存于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同时和合文化所固有的整体认知观有利于我们建立一种正确的文化观,克服以往的文化冲突论,而且对内有利于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因此,胡锦涛主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构成了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的完整的指导原则,向转变中的国际体系明确了中国所追求的目标和方向。著名社会活动家程思远曾指出:“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概念、文化概念。“和合学立足全人类的生命福祉,以全球意识面向2 l 世纪的现实生活,面向2 l 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严峻冲突和危机,面向人类未来发展。” 和合思想强调对各种思想文化兼容并蓄、共生共长的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确立民族文化的本源主体地位,发挥民族文化的主体能动力。“和合”精神的基本含义是指在多元存在、多种要素的相互关联和作用中形成一个有秩序的整体。正如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所说的那样,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合不是否定矛盾,它承认冲突,但冲突必须经过融合,才能新生。和合创新法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打倒一方的单一方法、唯一法,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互补法、双赢法。在全球化、地区主义、民族主义潮流的伴随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各国周边充满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变数,因此,中国如何面对国际形势的挑战,这势必影响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影响到整个东北亚文化环境的稳定发展。
 

四、儒学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定位

一个文化有无“生命力”,有什么样的生命力,决定在于该文化定位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文化,无论是曾经辉煌的文化,还是现在的优秀文化,并非就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儒家文化能够养育一个民族两千多年,而且,已经深深积淀在人们心中,没有什么能将民族文化从代代相传的血脉中删除殆尽。众所周知,儒学的一些思想成为了世界公认的伦理原则,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仁道、“和为贵”、“睦仁善邻”的共生共处之道是相互依存时代处理国际关系不可缺的基本原则。儒家思想本身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内容复杂殊异的矛盾统一体,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显得感情用事或狂妄无知。梁漱溟先生曾坦言:“世界文化的复兴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先生不仅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竞争力,也表达了他的厚望和心声。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准确恰当地估价我国的传统文化。既不能估价过低,使国人妄自菲薄,不求进取;也不能估价过高,使国人狂妄自大,固步自封。儒学既具备适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内容又能以开放的心态、批判吸收其它学派的思想,实现自我更新;既有自强不息、不畏挫折的奋斗精神,又能采取行之有效的传播方法。具备了这些在中华文明土壤中生根、发芽、壮大的素质,儒学能从诸学派中脱颖而出,担当起引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重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成为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主导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不小缺点的;它里面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使中华民族稳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两个重要因素“民主”与“科学“的种子,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废除专制制度、发展公民权利方面步履维艰。中国社会从汉代到清代变化不大,发展很小。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靠集人类文明大成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要依靠科学、民主与法治,而儒学本身是不能提供这些东西的。
儒学的现代定位问题是现代中国思想家都力图回答的问题:“中体西用”论者把西方文化定位为保卫孺学的技术或工具,“全盘西化”论者把西方文化定位为消灭儒学的武器,“现代新孺家”认为儒家思想中有生长出民主、科学的种子与土壤。在此三种定位之外,现代哲学家张东荪提出了可名为“儒学退缩说”的第四种方案。同样的一个儒学,人们对待的态度迥然有别,事实上对儒学的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都是片面的。在近年的文化讨论中,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化与儒家价值的评估并不是很理性的。有的人过多强调儒家文化的消极性、阴暗面;有的学者又抱住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不放,不加分析地全面肯定儒家文化。提出“复兴儒学”的模式,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化必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甚至更有人提出“21世纪是儒学文化的世纪”,用儒家文化解决现代化或后现代化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年的“国学热”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非常重视国学或儒家学说的意识形态功能,很想把它们作整筋人心、拯救社会的良方或标的。因此弘扬国学的实际举动,往往就表现为“说古、读经、学艺、习礼”等等。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肯定儒学在东北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儒学所起到的作用并非如此重要。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如果用某个现代标准去衡量,都会有一个适应还是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儒家文化同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一样,如果放在社会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中去考察,也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文化实体。儒家学说可以有自己的治国之道,儒家学说也可以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但对于现代法治国家的治理,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和国家制度的安排,儒家学说实际上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但是,儒家文化提倡的人文精神,积极追求的理想人格,激励民族成员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成为了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维系着全体民族成员的情感与信念。尽管儒学文化也有过衰落的时候,但是,随着儒家圈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更加彰显出它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和价值的力量。儒教文化的变化只是自身的一种嬗变,它既不会抛弃传统,也不会因循守旧;既不会邯郸学步,失去自我,也不会发生所谓的西化。它植根历史,面向现实,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正焕发出无限生机。由此可见,儒学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是相重要的,但绝非就是“一枝独秀”。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同样需要多元文化思想资源,但儒学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和优秀的资源。

五、 儒学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的生命力

“和平与发展”仍然作为当今世界主流话题之下,东北亚环境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大家普遍认为,东北亚地区与欧洲不同,冷战坚冰迄今未彻底融化,特别是朝鲜半岛和平仅靠一纸停战协定维系,恐怕很难满足区域安全保障。尤其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和朝鲜双方往往加大有利于自己的“筹码”,日本对朝政策左右摇摆,韩国努力增加美韩联盟的平等色彩,中国也想在朝核问题掌握自己的主动权,因此,朝核问题出现长期化趋势或“既成事实”。与此同时,东北亚区域内存在着比较复杂的领土领海争端:日韩之间的“独岛”或“竹岛”的主权争端;日中之间的“钓鱼列岛”和“东海大陆架”争端;中韩、中朝之间的“黄海海域”划分和“东海大陆架”的石油开采权上争端等。能源安全问题已成为东北亚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亚在能源需求增加而导致的竞争等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按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所讲的那样,目前东北亚地区还没发生严重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建立相互信赖关系、推进区域政治与安全的稳定、区域合作等问题上,有关各国的认识和行动并不一致。从整体看,东亚地区主义表现出明显的功能性合作色彩,政治与安全合作明显滞后于经济合作,呈现出高度的不同步性。这就是东北亚的现实,是东北亚给世人呈现的面貌,东北亚的这种局面显然与全球范围掀起的“地区一体化”、“区域共同体”是背道而驰的选择。究其阻碍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根源,莫非就是各种利益的冲突和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成为阻碍这个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全面合作。因为东北亚的“共同体”之路,将决定着该区域共同体的“命运”。
东北亚既是世界大国关系最集中、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也是未来国际格局变化的温床,更是切实关系中国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周边区域。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已经成为东北亚乃至东亚各国的共识。东北亚区域格局的战略走向,对世界战略格局影响甚巨。东北亚只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就一定能够建立起牢固稳定的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东北亚人民,为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作需要有一个“和谐”的文化环境,并在“命运共同体”范围内的多元文化的协调、和谐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世界化“经济一体化”趋势中,凝练和提高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精神实质,并使之在共同体内多元文化和谐健康发展基础。
我们知道,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文化的灵魂。但每一种具体的哲学形态,又同培育它的民族文化现状息息相关。它既是民族传统精神(或云历史智慧)的积淀,又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所以,任何哲学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有继承传统精神的一面,又有反映时代特征的一面,儒家哲学也例外。传统的儒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已经破产百年。对于其中大量的负面的恶质文化,那些早已伴随着中国晚期古代社会的腐朽而腐朽的文化内涵,“五四”先辈早已控诉、批判过的,我们今天更应痛加扬弃! 要特别警惕这类落伍和保守的东西乔装打扮,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建设服务,那将是饮鸩止渴,危害性极大。对待传统文化一定要“扬弃”,“扬”什么?“弃”什么?怎么“扬弃”?都是当代学者和政治人应该思考的重大问题。因为没有传统的现代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现代意义的传统也是无需眷恋。其实,用历史的观点看,古老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说是无缘的,中国古老文化既不能导致资本主义,也不能导致社会主义,因为缺乏历史转化的中间环节。我们只有转化社会,转化文化,转化观念,对中国文化的长处与短处进行分析后,才能扬长避短,用中国文化的积极精神、优良传统、积极思想去推动并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去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达到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互动之目的。此语道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也比较适合于中国儒家思想在现代东北亚区域文化环境中的“定位”。如何评价值儒学的现代性,如何定位儒学在东北亚文化地位和影响,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的问题。关于儒学在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大家基本上有一个共识:既不能过分抬高,认为儒学在东北亚的现代化中能起决定作用;也不能轻易全盘否定其作用,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儒学的复兴”让人很容易与“中国崛起”、“中国霸权”和“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理解。因为,古代史上东亚文化圈的存在和不断发展,既为今天的东亚文化奠定了基础,也留下了阴影。给中国人留下了不切实际的幻梦,使朝鲜、日本等国人民产生了不愿屈服的自尊感,有很强的警惕性和抗拒感。因此,基于对传统和重建的东北亚文化区域合作,东北亚共同体要建构的是一种多元共生的理念,要建构东北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或共有文化。
总之,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的形态、性质和意义不是取决于历史传统,不是取决于这一传统的强劲、坚韧或脆弱、无力,也不是取决于这一传统的“常道性格” 或“天命” 力量,而是取决于这个时代人们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做的选择,取决于他们根据自己的社会需要和思想需要而做的重新建构。面对全球化浪潮需要重构东北亚,新的东北亚需要新的思想精神来支撑,新的东北亚要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东北亚的这种重构我们可以称之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思想学说、宗教信仰都不会局限于自身的存有,其必然要发生社会影响及作用,即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功能,儒学也不例外。随着东亚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上所流行着“儒教国家”、“东亚模式”、“亚洲价值观” 等热门话语,已经说明儒家文化已被拥推到现代世界的前沿。所以,儒学在构建和谐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错误报告  分享到:

鲁公网安备 37100302000175号

威海广播电视台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AVSP) 鲁备200900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鲁ICP备06041465号

网站热线:0631-5191412 网络实名:威海传媒网 网络设计/系统支持:威海传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