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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摘  要] 我国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所以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 “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关键词] 康有为,国学,东学,渊源

[作者简介]史少博,女,山东人,哲学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康有为生于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19日),1927年去世。广东省南海县人, “康有为以保国救亡为志,不屑科举,讨厌八股,然而却不断应试,屡次名落孙山。”[1](P7)但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康有为三十八岁时进士及第。康有为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康子篇》、《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等。梁启超把康有为的《大同书》比喻为当时的“大地震”,把《孔子改制考》“火山喷火”,把《新学伪经考》比喻为“飓风”。康有为被誉为“中国近代国学大师”。而对“国学”的界定,采用国学界的一般概念:“国学即一个国家之学术。”关于“东学”的概念,因为研究近代“国学”家康有为,故而借用近代学界对“日本学术”的称谓“东学”,为此,研究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也就是研究康有为“国学”与日本学术之间的渊源,分析如下:

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
近代的中国,由于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就通过不平等条约,割让了香港给英国,从此开始,西方文化不断地冲击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康有为在光绪五年即1879年,亲自目睹了西方文化控制下的香港,其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弘行所说:“在香港,康有为经历了具有决定性的认识变化。” [2](P4)但是,康有为大量地阅读西学书籍、了解西学是他到了日本之后,通过日本翻译的近代西方思想而更加深刻地体悟了西学、以及明治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志士宫崎寅藏斡旋下,经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同意,康
有为第一次流亡日本,……康有为前后三次侨居日本近三年的时间。” [3](P465-475)康有为在日本期间,通过明治思想吸取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康有为说: “日本文字尤午文字也,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书毕集矣。” [4](P264)康有为认为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相似,借助日本的翻译资料了解西方,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际上,康有为不仅是想通过明治思想了解西学,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看到了近代日本的崛起,想借鉴日本明治思想而振兴中国,正如康有为指出:“日本小国,更新变用则骤强。此其明效大验,公理正则,无可遁逃者矣。” [5](P5)又说:“则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矣。” [6](P213)
日本学者小林武指出:“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大体都是通过日本书籍吸收的西洋近代思想。例如康有为在1898年《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因为他这样考虑,于是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写了《日本变政考》,为此搜集的书籍一览是《日本书目志》(一八九六),本书收录记载了十五门、二四九类七七四二种的日本书的关系记事,其数量极多,其中除了自然科学与实业关系以外,还看到教育、宗教等洋务运动时期的西洋文化受容的分类学科。例如在理学门类中,除了理化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自然学科以外,还包括人文分野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混杂,是由于中国把传统性的‘理’看作理解自然与人类的通则之形式的缘故。康有为列举参考的日本书籍,从哲学类来看有:末松兼澄的《哲学一班》、井上円了的《哲学要领》、三宅雄次郎的《哲学娟滴》、中江笃介的《理学沿革史》、有贺长雄的《国家哲论》等等,列举了二二种;心理学类中有: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井上円了的《通信教授心理学》、有贺长雄的讲述的《教育适用心理学》、井上哲次郎的《心理新说》收录了二五种。只是他的理解,有时候有错误,例如他认为心理学是自己国家孔子的旧学,又认为明末由于提倡心学而使人们注重气节盛行,康有为把心理学与心学混同了。并且对于西洋的学问也没有完全理解。但是,以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为契机,终于使中国的士人们,开始通过日本的书籍留意注目西洋近代思想。……对日本萌生的关心,可以从日本书与中国书之间的翻译数量很清楚地看出。中国翻译日本书与日本翻译中国书的关系,在1895年发生了逆转,中国翻译日本书的数量激增。一六六○年到一八九五大约二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日本翻译中国书有一二九种,而中国翻译日本书只有十二种,两者相差也有数十倍,可以说中国对日本毫不关心。但是从日清战争到辛亥革命十六年间,中国翻译日本书增加到九五八种,而日本翻译中国书只有十六种,其比约六十倍,中国对日本的关心急剧地增高了。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翻译日本书一八九九种约是辛亥前的两倍,中国翻译日本书的倾向更加增强了,日本向中国流入文化更加明确了,这样的倾向是从来所没有的。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的种类,从自然科学开始,扩展到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哲学和宗教。洋务运动期间,主要翻译是以西洋书的自然科学为中心,至此开始涉及到了文化领域。中国通过日本了解了西洋的社会科学以后,可以说是西洋思想与中国思想相对化的契机。” [7](P33-36)
虽然康有为在流亡日本之前,已经阅读过西方的书籍,但是真正了解西方近代思想,还是在康有为阅读明治时期的大量日本书籍之后,他通过阅读大量明治时期的书,不仅了解了近代西方思想,而且还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

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著《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对自己的《孔子改制考》进行过概括:“一、孔子定说。以春秋公羊、董氏繁露、礼王制、论语、孟子、荀子为主;次、三统说。孔子每立一制,皆有三统,若建子、建寅、建丑,尚白、黑尚、尚赤……;三、曰存旧。周初礼制,诸国旧俗,皆杂见于诸子,而管子最多。刘歆所操以为礼者,然可以考旧制故次焉:四、曰辟伪。刘歆伪撰周礼、左传、及诸古文经之说,向来窜乱于诸经之中者,辞而辟之;五、曰传谬。自刘歆以后,诸濡附会讹传者。” [8](P69)康有为写作的《孔子改制考》中,认为《春秋》乃至《六经》都为孔子所做,经诸多学者考证,康有为此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在当时章太炎就对康有为的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写作的目的,是反对封建专制,向封建社会发起挑战,试图借孔子改制的理论,为他的变法提供理论基础。“康有为演公羊三世之义,以孔子为教主,奠立了变法思想的基础,可谓以儒变法。……康有为原以孔子为改制的教主,尊为素王。” [1](P112) “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功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广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着手。” [9](P15)
康有为试图模仿明治时期的神道,而建立孔教,力求以此凝聚中国之思想,从而使国家奋发图强。“康有为复原孔教、确立孔子教主的神圣地位,这与日本明治维新以神话为根据,宣扬天皇作为现人神的宗教的权威,通过整合传统神社形成国家神道,并用行政手段及教育手段推行神道信仰,通过国家祭祀统合人心有异曲同工之效,是他在考察明治维新思想史后得出的结论。” [10](P377)可见,康有为的“国学”,也是深受日本明治思想的影响。

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
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开设了“万木草堂”,并在“万木草堂”进行讲学,讲其变法思想,讲世界大事,讲中国的“国学”,即:“康先生之所讲者,多为学术源流,凡经史词章,诸子百家,与夫时务之切要,世界之大势,亦无不讲。” [11]梁启超说:“先生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 [12](P65) “康有为和梁启超长期被称为‘康梁派’、‘保皇派’,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反复、变化。众所周知,梁启超亡命日本后,与孙文等革命派接触,曾劝说康有为退出政坛;民国成立后,他又与康有为在孔教的国教化问题上相对立;后来又在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上分为敌我而交火。至康有为晚年,两人又重归于好;康死时,梁执弟子礼,办理了康有为的葬礼和善后事宜。” [13](P1)康有为曾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了《万国公报》,建立了强学会,并且发行了《强学报》。康有为在弟子们的协助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写成《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对此书的要点做了如下的概括: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顾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文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古今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刘歆所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14](P447)
康有为讲“国学”,其学纲是“志于道”:格物、克己、厉节、慎独;“据于德”:主静出倪、养心不动;“依于仁”: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游于艺”:礼、乐、书、数、图、抢。康有为讲“国学”分学科为:“义理之学”: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群学;“文字之学”: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康有为讲国学,都试图让学生关心国家,并贯穿于变法的思想,阐释救国救民的意愿。康有为也试图通过变法实现民族复兴,也体现了他的爱国热情与民族精神。
日本从江户时代中期开始,其“国学”迅速发展。“在契冲之后出现的荷田春满(1669-1736年)、贺茂真渊(1697—1769年)、本居宣长(1730—1801年)、平田篤胤(1776—1843年)四人被称为‘四大国学家’。” [15](P104)日本近代这四大国学家的共同点,就是主张反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发对儒学与佛教,主张研究日本自己固有的文化,发扬日本的“固有精神”。日本近代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篤胤的“国学”,到明治时期被畸形发展,其理论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高山樗牛是其代表。1897年他与井上哲次郎、本村鹰太郎等建立‘大日本协会’,机关刊物就叫《日本主义》。广义地理解则可以说它是包括此前的国粹主义、此后日益高涨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这样像三宅雪岭和后来的德富苏峰都可以列入其中。日本的国体和国民性是日本主义宣扬的核心。” [16](P125-126)日本学者内野吾郎这样描述:“战前的国学研究,以昭和十七八年(1942、1943——引注)为顶峰,形成一个时期的高峰。……于是它受到战时的影响,逐渐倾向于国粹思想和国家主义,不能否认它更有政教性、时务性的显然被利用一面。” [17](P54)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的方针的指导下,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欧化主义兴起,萌发了脱亚思想,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福泽谕吉是日本“欧化”的代表人物。其实日本的欧化主义自始至终受到了日本国粹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普通民众的再三批判。到了明治二十年左右,日本进入对日本“欧化”进行深入反思阶段,一时民族主义高涨,也有学者主张回归到传统文化的国学,随后欧化主义衰落,反对“欧化”的国粹主义抬头,于是日本象征“欧化”的“鹿鸣馆”几经买卖后,于1940年被拆除。日本“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有三宅雪岭、井上円了、志贺重昂、杉浦重刚、陆羯南等人。1888年日本创办的《日本人》杂志,其主要的宗旨就是倡导“保持国粹”。1889年陆羯南提倡“国民主义”,并且创办了《日本》报。康有为深受明治时期思想变迁的影响,从开始时大量吸取西方近代思想,到后来大力主张弘扬中国的本土文化。康有为学生梁启超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把“报亚粹”作为《清议报》的宗旨之一。梁启超还于1898年拟办《国学报》。
梁启超评价其师康有为时说:“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完备,万不达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 [18](P266) 198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我们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寻求救国之道,才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而这个时期的明治思想中,风靡一时的“欧化”思潮衰微,而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想正在盛行,故而我国近代“国学”家康有为,无疑深受明治二十年后日本兴起的“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反观自国文化,提倡爱国主义的自国的“国粹”。“康于‘五四’激烈反传统与全盘西化思潮,早已洞见其发展势头及其危机。若国粹果然尽弃,则涉及‘国魂’之存亡。康所谓‘国魂’,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实有具体的描述:‘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故要存孔教,以救国魂。显然在他心目中孔教乃是中国政治、教化、风俗之本,乃是国粹之国粹。” [1](P115-116)康有为指出:“人失魂乎?非狂则死;国失魂乎?非狂则亡,此国之公理,未有能外之者也。” [19](P1)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 “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
四、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受到“东学”的关注          
从近代开始直到现在,康有为一直受到日本思想界的关注,日本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康有为思想的著作,例如:昭和六十四年出版的坂出祥伸的著作:《康有為—ユ—トピアの開花》(《康有为——乌托邦的文化活动繁荣》);昭和三十九年出版的井上源吾的著作:《康有為にける大同思想の成立》(《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昭和五十八年出版的永井算巳的著作《清末にける在日康梁派の政治動靜》(《清末在日康梁派的政治动向》)、《光緒帝西太后の死去と在日康梁派》(光绪帝、西太后死去与在日康梁派));昭和五十八年出版的别府淳夫的著作《康有為と荀子》(《康有为与荀子》);1957年出版的野村浩一的著作《清末公羊派の形成と康有為学の历史的意義》(《清末公羊派的形成与康有为学的历史意义》);1973年出版的后藤延子的著作《康有為と孔教》(《康有为与孔教》);1981年出版的近藤邦康的著作《康有為の大同思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1983年出版的原田正己的著作《康有為の思想運動と民眾》(《康有为的思想运动与民众》);1987年出版的竹内弘行的著作《後期康有為論—亡命、辛亥、復辟、五四》(《后期康有为论—亡命、辛亥、复辟、五四》);1991年出版的村田雄二郎的著作《康有為〈日本變政〉小考》;(康有为〈日本变政〉小考》等等。
日本学者也对康有为进行过评价,并且关注了他的“大同”思想。例如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认为:“所谓的‘大同’世界,可以说是充满欲望的世界,但这是以完全否定个体的自主性为条件的。没有礼乐制度的理想国。国界、级界、种界、产界、类界等,诸如此类的理论统统被否定,向完全没有竞争的世界过渡,最后,人与万物没有区别,人人学习神佛之学、天游之学。……如果民确实是如此完全被动的非自主的存在,是需要关怀与管理的客体,那当然就会想到救济芸芸众生的菩萨—全能的主体了。主体究竟是何人呢?理论上就是康有为自己。在他的《自编年谱》中,屡屡流露出自己是伟大的救世主的意识。《大同书》书里所列举的‘神圣仙佛’有孔子、耶稣、苏格拉底、佛陀、穆罕穆德、康有为。但是,他所说的救济,并不是宗教的,而是政治的;这种救世所依靠的不是精神力量,而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权利来推行。……他所说的圣人、教主,至少在理论上有别于现实中清朝的皇帝,并且这是他批判清朝统治者的根据;但是,在实际的改革运动中,他的世界观就使得他不得不幻想以天子的权利为背景。” [20](P12-13)
五、结语
综上所述,康有为“国学”与日本学术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又因为我国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所以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了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康有为通过从阅读日本书籍吸收的西洋近代思想,到通过阅读日本书籍而排斥西洋近代思想。从对日本明治初期日本近代思想的吸取,到对日本明治二十年后日本“国粹主义”的体悟,从而提倡本国的“国粹”,倡导中国的“国魂”,并试图模仿明治时期的神道,而建立孔教,都能看到康有为思想深受日本明治思想的影响。而且康有为的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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