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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

内容提要:本文对于儒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指出了儒学“仁者爱人”的伦理观,有利于促进全球化进程中普世伦理的建构,它对于规范人的社会行为,调整人际关系和谐,提高人的道德水平,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二是指出了儒学“利用厚生”的经济观,有利于推进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的发展,它对于保证人的生存,保护自然环境,减少贫富差别,实现共同富裕,都有其现实的意义;三是指出了儒学“和而不同”的秩序观,有利于实现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秩序的稳定,它对于减少文明冲突、实现和谐相处、达致共同进步,有其可资借鉴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儒学  全球化  伦理  经济  秩序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全部社会因素同整个自然界因素的相互作用、综合发展的结果,它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从生产到生活,经济到文化等共同发展的一种趋势。作为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主要有:在经济方面,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它以无限发展为目标,以求实现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在政治方面,全球化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在社会交往方面,全球化是交往迅捷的网络化和信息化;在文化方面,全球化呈现着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彼此消长的融汇特点。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既存在着技术和经济的方面趋向于同质性发展特点,又存在着文化和精神现象的异质性纷争特点。
全球化的趋势和进程,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具有着巨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其现实的作用和追求的目的,应是实现整个世界人类利益的共同发展,而不能是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以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休戚相关和政治上的各行其是、文化上的各美其美,导致了各种各样全球化问题的产生。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生态问题、核扩散问题、不平衡发展问题、移民难民问题、毒品泛滥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和地区冲突问题等。这是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否则全球化就不可能实现整个人类利益的共同发展。
如何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儒家的“仁者爱人”的伦理观、“利用厚生”的经济观和“和而不同”的秩序观,对于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在道德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有其现实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儒学“仁者爱人”的伦理观,有利于促进普世伦理的建构
 
全球化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它涉及并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人类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采取相应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着全球化能否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是,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全球化,而真正的全球化则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决定全球价值确立的基本核心内容,在于确立人类相互交往的基本行为准则和规范,这也就是全球普世伦理的建构问题。
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会议”大会上,代表们通过并签署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全球伦理”的基本内涵:“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教。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受到绝望。”全球伦理也就是普世伦理,它是指人类在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最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这个原则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和伦理的传统所寻获并持守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德国,孔汉思、库舍尔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世伦理原则,不仅强调了道德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是儒家“仁者爱人”伦理观的核心内容。道德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它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本质属性,是人类社会得以和谐运行发展的人道核心。儒家对于道德与人的关系,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孟子指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荀子强调,人之所以为人非特以二足而无毛者也,以其有群居和一明分使群的礼义之制,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而能生存于社会之中,就在于人类社会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纲纪和社会组织。人的生存发展,社会的和谐运行,都是离不开道德的,没有道德则人难以体现出自身存在的本质属性,人类社会也将陷入残杀争夺的动荡混乱之中。所以,对于道德的修养和践履,是人之为人的存在要求,也是社会运行的基础保证。儒家关于人的存在的道德及其作用的思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利于促进普世伦理的建构和发展。
儒家的伦理思想,是建构在以“仁”为核心道德基础上的。儒家认为,仁德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基本道德规范。孔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核心,它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确立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仁德是人的道德的核心,它统摄涵盖了其他道德,礼、义、智、信、忠、恕、恭、敬、宽、惠、刚、毅等道德,都是仁德的具体表现。爱人的仁德,内在于人的心性之中。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德的践履是由个体自我主动的行为所决定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个人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自我主动地去实践仁德,才能成就自身的道德属性,达致人际关系的和谐。
儒家指出,实践爱人的仁德,个体要在符合自身的社会关系和行为的前提下,由近及远地去泛爱社会中的人。仁德具体表现为忠恕之道。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是孔子所主张的仁德的核心。忠有忠诚、公正、无偏不倚之意,孔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 学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言思忠”(《论语·季氏》)忠是在与人谋、与友交、事君等关系中或道德实践中呈现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德性,是自我在道德实践中所应呈现出公正无私的心理状态。
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道。“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孟子也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中庸》言:“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不愿,亦勿施于人。”恕是推己及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仁道的具体体现。
忠,要求人们在与人谋、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应克尽职守,公正无私,无偏不倚,恕,就推己及人,推己及物,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忠恕之道是以仁德为其核心的,它的另一种表达就是儒家所指出的“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就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于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大学》)。这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世伦理的基本原则。能够以忠恕之道去规范自身的行为,就是爱人的仁德。
忠恕之道既是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交往规范。如何实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儒家指出,人们在自身的行为过程中,要持守以诚信为本的道德规范。
儒家认为,诚德是人的仁德的重要表现,它是源于天道的道德,是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规范。孟子说:“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天道表现为生生不息、真实无忘的诚德,人道即表现为对于诚德的识得践履;天道是人道的终极来源和本根依据,人道是天道的具体流行和现实显现。实践天道,践履诚德,就要“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否则,就不可能实现事亲、信友、明善、践道的要求。对此,《中庸》进一步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至诚尽性,才可参赞天地。因为“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人在社会活动中,要以持守诚德,成就自身的道德。荀子则鲜明地指出了诚德在人际和谐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诚是成己成物的仁德,“诚者非自成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儒家指出,诚德就是修己安人、成己成物的仁道,它是达致天人合一,参赞天地化育的根本原则。
信德是儒家所强调的人际交往的又一重要道德规范。信,就是指真实无妄的道德。孔子指出,人在行为活动中,要“主忠信”(《论语·学而》),“言忠信”(《论语·卫灵公》),“敬事而信”,“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信德运用于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就是要求人们之间应当诚实守信,真实无欺。即:“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信德是做人之本,失去它不仅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和理解,陷入孤立隔绝之中,而且更难以成就自身的道德完善。故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就要在言论和行动上诚实守信。“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所以,儒家主张个人要以反省、克己的工夫,来培养诚信之德。而要践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必须持守诚信的道德规范。
儒家指出,人们在实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过程中,要持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道规范,实践“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社会的有序发展,不仅需要外在强制性的刑政之道,更需要以内在自觉性为特点的礼乐之道。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行政和刑罚来约束民众,虽然可使人们免于犯罪,但却不能使其自觉知耻向善;而实行礼乐之道,以德礼来管理和教化民众,却能够使其知耻向善,进而自觉主动的以道德来规范自身的社会行为。因此,修养自身道德,规范自身行为,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的道德品格,而且能够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促进社会道德的进步发展,进而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
儒家伦理观对于人的道德规范的重视,对于人的向善成善潜在能力的肯定,以及它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行为规范,是普世伦理建构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儒家的伦理观予以合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损益更新,具有着启迪人们成就自身存在完善道德,达致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价值。
 
二、儒学“利用厚生”的经济观,有利于推进全球经济的进步发展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的迅猛发展,使得全球资源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同时,它也满足了人们可以得到来自全球最先进最廉价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物质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消费。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从参与全球化中获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方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绝大多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发育不成熟,因而在分享全球化的益处时所得有限。因而,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贫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在拉大而不是缩小。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资料显示,全球收入最高国家中的五分之一的人,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而最低收入国家的五分之一的人口,则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如果极为悬殊的贫富差距,如果不在一系列国际性政策上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实质性的支持举措,即将推进的全球化依然还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收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的不均衡现象还会加剧,这对于全球化的继续平稳推进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威胁。因此,只以效率和利润而不讲道德和公平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健康的历史恶动力。尊重人尤其是尊重处于弱势地位的多数人的生存权利,应是全球化运动的道德底线。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从而全球共赢共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
儒家的思想,不可能为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供现成理想的方案。但是,儒家关于如何发展经济,以及经济的作用等思想,却可以为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解决,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启迪,而这主要表现为儒家“利用厚生”的经济观。
儒家的利用厚生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在社会治理中形成的具有丰富价值的经济管理思想,它具有着久远深厚的文化源渊,展示了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的理性认识。《尚书·大禹谟》中记载:“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火、水、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左传·文公七年》中也记载:“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 利用就是尽物之用;厚生就是富裕民众。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而要实现养民,达致善政,就要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利用厚生”的经济管理政策。儒家“厚生利用”的经济观,是以保障人们的生存发展,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为其核心特点的。就其具体内容而言,一是养民富民的“厚生”,为政的目的和经济的作用,在于保障人们的物质生活生存;二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利用”,合理地运用自然物质资源,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如何实现养民富民,孔子提出了“庶、富、教”顺序渐进的三个过程。他主张,为政应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保证民众的生存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而要实现养民富民,就要保证民众拥有生活和生产的所需求的基本物质资料。《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是指保证民众生存的物质生活需求,足兵是指保证国家要有强盛的兵力,民信是指为政要得到民众的信任,亦即实现国富兵强,得到民心归依,这是治国的三条基本原则。可见,养民富民的厚生,是治理社会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至善境界。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至善境界,是连尧舜那样的圣王都还没有做到。“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至善境界,是既仁且圣的理想政治。
孟子的养民富民的厚生思想,集中表现为他倡导的仁政学说。他指出,仁政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目的在于实现保民安民,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他曾以周文王为例,指出文王之所以能够为周朝政权的创建奠定下厚实的根基,就是由于其在政治活动中实行了以养民富民的经济政策。他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关注贫苦无依的民众的生存,实施养民爱民的仁政德治,薄赋税,省刑罚,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养民富民的厚生,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重要特征。《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这一社会中,社会所有成员的生存和发展都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儒家反对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关心和重视民众的生存,主张实现人人得以生存的社会保障体制,“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满足人们的社会生存发展需求,这是对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肯定,是以仁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体现。这一思想展示了儒家的人权观,它在全球化进程中,有其现实的意义。全球化的发展,就要保障人类所有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缩短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只有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得到保障的全球化,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为了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对于自然采取了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这不仅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同时也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人类也在这种行为中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正日益重视对于自然资源的合理运用,而儒家的“利用”思想,为此可以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
儒家的利用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上的。儒家的天人合一理论,并不是孤立地探讨天的存在意义,也不是片面地分析人的存在的意义,而是将天与人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来认识,指出了天与人是相通合一的。人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应当以识得则法天道、遵循践履人道作为行为的规范和准则。
儒家在主张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同时,又清楚地看到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必须合理有节,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的态度和行为,不能将自然界完全视为单纯的客体使用对象。儒家在强调泛爱万物的同时,更强调人与动物、植物、无机物的等差,并依据这些等差而设立相处之道。儒家主张,人高于万物,贵于万物者,在于能体天地之心以为心。儒者提出了保护生态平衡的一系列主张。为了保证这些措施能够得到实施,他们又将其列为礼的内容,以规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
他们坚决反对“焚薮而田”,“竭泽而渔”,掠夺式地向自然索取物质生活资料,导致山川湖泽丧失再生能力。他们主张“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儒家主张生态有序利用,合理开发的:是仁心外推的结果,本仁心,不忍、不安、不容已之心,推己及人,推人及物,必至以天地之心为心,使万物有所托命;是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认为保护环境,保护植被,保护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在全球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儒家的思想经过创造性诠释完全可以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伦理规范。
儒家主张合理有节地开发利用自然,当然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但儒家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却并不只是为了人类自身。其背后更为深刻的思想基础,其实是一种万物一体的观念。万物一体的观念有非常丰富的蕴涵,它体现的是生生不息的仁德,是以仁民爱物、修己安人为核心。这一过程又称为经世致用、开物成务。
 
三、儒学“和而不同”的秩序观,有利于实现世界秩序的稳定
 
人类始终在寻求着合于自身存在的至善合理的社会秩序,以求实现人类自身不断的进步和发展。虽然在这一美好的理想追求过程中,人类对于如何实现自身在社会中的生存,设想并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秩序规范,但是,灾难和惨祸,动乱和战争,掠夺和奴役,残杀和欺凌,一刻也没有在社会的进程中停止过。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能否真正寻求到和完美实践着合于自身存在的至善合理的社会秩序?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旧秩序的影响依然存在,强权主义与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给它们造成的严峻形势要远远大于为它们带来的机遇,它们依然处于依附、受剥削的境地。在发达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中,全球化很难体现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发达国家必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模式,要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推广到其他国家。全球化对世界许多相对弱势的大小文化、文明、传统构成最强大的空前挑战,一些文化、文明、传统不得不面对着消失的命运。一些反全球化行为就是为了弱势文化、文明、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延续而斗争。小国、弱国、穷国不可能拥有在西方社会框定的全球化体系下充分的发言权,它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既定的规则。
儒家指出,社会秩序包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失去了秩序,则社会生活就会处于无序状态,人类自身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儒家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视和建构,都是为了保证人类自身的生存,为了保证社会的完善运行。
儒家文明非但不是冲突的根源,相反,它是化解冲突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儒家文化系统中,无不贯穿着中的精神与和的原则,守中贵和,追求和谐是儒家学说 基本精神。《中庸》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追求“天地位,万物育”的宇宙整体和谐是儒家哲学理想境界。中和成为儒家文化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又是其观照问题的基本态度,更是其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境界。从中和的观念出发,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存在正是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其他文明不可替代的价值,都应受到全人类的尊重。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文明欲长期发展下去的话,是到了不同文明应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审视对方的时候了,以和谐代替冲突,以对话代替对抗,以相互欣赏代替相互卑视,以宽容代替苛责,这就是儒家的中和智慧,也是今天人类不同文明的真正相处之道。
在中和观念的观照下,全球化的趋同与本土化的民族自我认同不但不矛盾,相反,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同生并长,共存共荣。《易传》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每一种人类文明都是在不断地展开和完善之中,然而每一种文明都不是尽善尽美的,都需参与到全球化进程汲取其他文明的成分来完善自身。所以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自认同是兼容的,共存的,乃至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
 “和为贵”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论。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 “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和同之辨是中国的重要问题,早在春秋时期,周太史史伯就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他认为,和是“以他平他”,即不同事物的相互掺和所形成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能不断产生新的事物,使世界充满生气和活力,而同是“以同裨同”,即同一事物的重复叠加,它不仅不能产生新事物,甚至使已有的事物也无以为继,“尽乃弃矣”。(《国语·郑语》)齐相晏婴发挥了史伯的这一思想,进而分辨和同之异,认为和是事物不同属性乃至不同事物的“相济”、“相泄”,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同是同一事物的相济,如以水济水。不同事物的并存是必然的,合理的,世界因不同事物的存在而充满生机和活力,
在史伯、晏婴等和同之辨的基础上,孔子赋予和同以价值意义和人文精神,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将和同之辨与君子小人之辨联系起来,使和同由描述式的论说转变为价值上评判,这是孔子对和同观念的新发展。在儒家的论说,同被否了,而和成为儒家学者的追求。如何实现和,理想的和是什么状态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话题,相应,“中和”、“太和”等观念成为儒家的重要范畴。《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传》亦言:“天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是最完美的和,中和是恰到好处的和,太和是理想,静的,而中和是动的,即在不断地变动中,不断调适自身而与外界事物达到的一种和的状态。
和而不同是不同文明实体相处的方法,共育并存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相处之目的。人类文明的理想,应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各大文化系统,人类的各种文明,都有生存权和发展权,每一种文化、文明的本质、独立性,都应受到敬重和维护。人类不同文化在相安相敬、和而不同中,实现应有之发展,达至理想之境。
“和”的局面怎样才能出现呢?离不开承认不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化解的办法中,既要有强制,也要有自律。要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相互统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适应,需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只要愿意共存共荣,就必然要磨合。磨合就是通过接触、交流、对话和建立共识,以达到矛盾的消除的过程。才会有比较自觉的磨合行为,才会有比较好的磨合状态,才能比较顺利地从经济全球化过渡到文化上的多元一体,经过不断地磨合,最终进入“和而不同”的境界。
全球化还带来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地域国家或民族国家的能力范围,而需要国际社各行为主体携手解决,就是所有国家都有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
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为建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秩序提供了前提条件。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个多样性的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国际关系秩序的重新建构,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一种以统一的社会和政治不断发展为标志的世界秩序,它应当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
建构未来的世界秩序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一种包容性的但不是折衷性的制度安排,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它将一视同仁地关注和支持它们的民主建设和巩固。
全球化其实是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趋同”与“求异”的一体两面。“求异”的根源在于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差别,而如何对待宗教传统的差异,从而化解愈演愈烈的宗教冲突所导致的文明冲突,如今尤为迫切。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将会出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格局——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欧美文化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区和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中东与北非地区。开展文明对话,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坚持多样文化的互补共荣。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世界性的关系。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民族性,有个性;人类文化在个性中又含有一些共性;如果没有共性的因素,那么,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便成为不可能的事。
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际一体化,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促进了国际之间的和平与协作。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把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儒学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将成为全人类的文化共识。儒学追求的是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这对于完善人的性格,规范人的行为,净化人的心灵,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有其现实的重大意义。所以深入挖掘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对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社会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宇宙自然之间的矛盾和紧张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有其可资借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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