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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漱溟中西调和的文化观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中国、印度、和西方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但实际上他真正的兴趣并非是哲学,而是中西文化问题。在他的思想中,只有文化问题才是近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文化问题也就是解决中国乃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首要问题。不论中国的经济、政治还是民族问题,本质上都是文化问题。可以说,文化问题,尤其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重释与发扬,是梁漱溟一生致力的中心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将梁氏确认为一个现代的儒者,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创者。
 一、认识论与人生观
 
    梁漱溟的文化观是由他对人生问题的看法而来,而人生问题的解决则是他提出的三种认识方法,即感觉、直觉和理智相关连的。
    他将人生解释为“奋斗”,也就是“现在的我”与“以前的我”——个由“现在的我”所派生出来的现象界——和人本身的其他问题的遭遇和解决。他认为人生所遇到的问题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是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梁漱溟说:“譬如我前面有块石头,挡着我过不去,我须用力将它搬开……。我要喝茶,这是我的肢体,同茶碗都算是碍;因为我的肢体,或茶碗都是所谓‘器世间’——‘前此的我’——是很笨重的东西,我如果要求如我的愿,使我肢体运动或将茶碗端到嘴边,必须努力去改变这种‘前此的我’的局面,否则是绝不会满意的;这种努力去改变‘前此的我’的局面而结果有所取得,就是所谓奋斗。”
    第二种是所谓与“其他的有情”,也就是与其他的人的关系问题。用梁漱溟的话来说是:“真正为碍的是其他有情的‘他心’而不在其根身。譬如我要求他人之见爱,或提出一种意见要求旁人同我一致,这时为碍的即使‘他心’”。梁漱溟在这里的所谓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即使指道德问题。
    最后一种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即人人都要遇到的死亡问题。梁漱溟说:“为碍的不仅物质世界与‘他心’,还有一种比较很深隐为人所不留意,而却亦时常遇见的,就是宇宙间一定的因果法则。这个法则是必须遵循而不能避免的,有如此的因,一定会有如彼的果;譬如吃砒霜的糖一定要死乃是因果必然之势,我爱吃砒霜糖而不愿意死,这是为碍的就是必至的自然律,是我所不能避免的。又如凡人皆愿生活而不愿老死,这是为碍的即在‘凡生活皆须老死’之律也”。1 
    总结起来就是:人类的生存与繁衍的问题,也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梁漱溟将其称之为道德问题;人人都要面对的死亡问题,即终极关怀问题。这是三个任何人所不能避免的问题,同时这又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有解决的先后顺序。生存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的注意力才会转到后面的两个问题上来。
    梁漱溟认为,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与三种不同的认识方法相连,这就是理智、直觉和感觉的认识方法。在人类的初级阶段,人用客观的理智方法来征服大自然,取得基本生存条件,使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在第二个阶段,人们使用建立在良知(直觉)之上的道德,建立起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行为准则,使社会其成为一个道德的天堂;当人在前面两项要求得到了满足之后,便面临着人生,同时也是人类的社会的最后一个问题,即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认为,只有用唯识宗的“现量”(感觉)认识方法,才可以认识到人生的真相,使人正确地面对这一最终的问题。
    梁漱溟的人生三问题,与他的文化观有着直接的理论联系。他认为这三个人生问题就是人类所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在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中,人类建立起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这就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
 二、三种文化模式
 
    什么是文化?梁漱溟说,文化就是民族生活的样法,也就是人们解决问题方式上的不同。1 梁漱溟将文化与文明作了区分。他认为,文化是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文明则是用某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所得到的结果,两者是一件事的两面。某一种生活方式决定某种结果,某种文化决定某种文明的产生。
    基于人们解决问题方式上的不同,梁漱溟将世界文化大体上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
    第一种模式是西方文化:“遇到问题向前下手”,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方式。
    第二种是中国文化:“遇到问题不是向前下手而是转换自己的态度,就在这个境地上求解决”的方式。
    第三种是印度文化:“遇到问题反身向后要求取消这个问题以求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
    梁漱溟具体分析第一条路的西方文化,认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征服自然。所谓遇到问题向前下手,就是要求改造环境、征服自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2、科学方法。西方文化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是先将问题分解开来,然后进行分析研究,形成科学理论。
    3、民主政治。梁漱溟说:“德谟克拉西不是对于种种威权势力反抗奋斗争持出来的吗?这不是由人们对人们持向前要求的态度吗”?2
    走第二条路的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是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遇事不是去克服问题,而只是求主观上的满足,只是反过来改变自己,屈己让人。
    第三条路的印度文化同以上两种文化都不相同,遇到问题既不是去克服它,也不是改变自己来达到问题的解决。印度文化的特点是反身向后,要求根本取消问题本身。它想用彻底取消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要求出世。
    至于印度文化所走的路,梁漱溟认为是未来社会的事,现在则要完全排斥。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主要论述了东西文化的问题。在他看来,中西文化的根本方向不同,“一则向外,一则向内”这是两条相反的路,具有完全不同生活样法。第一条路,即所谓向外的路,梁漱溟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也是必经的阶段,他称这为“本来的路”。非西方民族,包括中国,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落后,就是因为这“本来的路”没有走好,违背了人类发展的本来程序。而中国文化是超越西方文化的又一发展阶段。就物质生活看,它不如西方文化成功。但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不只简单的无政府自然的成功,他对于任何境遇都安乐,能以精神的愉快代替物质的满足。这就是他征服世界的特别方法”。在“征服世界”的问题上,梁漱溟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只能是主观的。他说:“中国人的车不如西方人的车,中国人的船不如西方人的船,……”,但中国人的幸福,却不见得比西方人少。在现代社会,西方人虽然物质发达,但精神苦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衣的或许很乐”。
    梁漱溟的世界文化三路向说具有文化类型和文化进化两种意义:就意欲向前、向内、向后三种态度所发出的的三种文化来说,是三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文化;但就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过程来说,这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他对三种文化的排列,表现出其对文化发展方向的看法和文化价值的判断。
    梁漱溟认为,就人类文化发展的正常秩序来说,西方文化是本来的路向,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不应跨越,但发展到今天,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不得不转变了。他认为,西方文化主张向外用力,以宰制、征服外物,但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导致异化,摧残人性。发展到今天,西方文化的结果是“经济其戕贼人性——仁——是人所不能堪。无论是工人或其余地位较好的人乃至资本家都被他把生机斫丧殆尽;其生活之不自然、机械、枯窘乏味都是一样。……现在一概都是大机械的,殆非人用机械而成了机械用人”理性的发展的本意是使人得到生活的快乐,但到了后来却造成了痛苦。因此世界文化的发展就面临着变革,“这样一来就致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的变革: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1这种改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经济方面。梁漱溟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称为“个人本位”和“生产本位”的经济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盲目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失业等经济危机。因此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将其变为社会本位和分配(消费)本位的生产方式。于是便有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标明新的生产方式变革的到来。
    第二是人生观的变化。向外追逐导致传统人生价值的失落,幸福的追寻变成了欲望的满足。到后来“人用机械而成了机械用人”。他引用罗素的话说:“不管道德家怎样说法,不管经济上怎样必要,依赖意志去完全抑制冲动是可以不必的;排去冲动,用目的与欲望统御着的生活,真是苦恼的生活”。2梁漱溟认为,要想摆脱这种生活在对欲望的追逐与厌离之间痛苦最好的方法,就是过儒家的生活。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幸福与否,并不在欲望是否得以实现。他说:“欲望出自主观,其或遂或不遂则视乎客观际遇;是故苦乐殊非片面地从主观或片面地从客观所得而言之者 ”。如果二者择一的话,则“苦乐问题于其着重在外境来看,不如着重在吾人主观方面犹为近真—较为接近事实”。3 而只有孔子的哲学是这一思想的代表。因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将在以后的发展中,成为领导世界的潮流。
    第三是文化的变化。由于经济和人生观的变化,所以人类的文化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了。梁漱溟说:“这样一来就导致人类文化要有一个根本变革: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这是因为人类所要面对的问题已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其它的问题了。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从人对物质的时代而转入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这种转变的标志就是西洋形而上学的变化,即由对客观世界本源的追寻转为对人本身的重视。
    至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是一种超越阶段的文化。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应当是由第一条路转为第二条路,但是由于孔孟的出现,使中国文化跨越在没有解决好第一问题,即生存问题的情况下,就直接面对第二层次的问题,致使中国在解决人类生存问题上遭遇到失败。当时流行的西化思潮,就是对这一方面的补课。因此他提出了中国文化今后要走的路: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路,丝毫也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的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在这里,梁漱溟提出了他那被胡适称为是“整齐好玩”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具体说来,就是:“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但是“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条路,……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复兴,实足以引进第三问题,所以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之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1与西化派将中国文化置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古代阶段不同,梁漱溟反对将西方文化放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初期阶段,而将中国文化视为即将进入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梁漱溟的“三期重现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今天看来,梁氏这一说法摈弃了对中西文化之间孰优孰劣的比较的做法。当时流行的思潮,不论是华夏中心论,还是全盘西化论,都是将自己推崇的文化置于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将其他的文化置于被贬损的地位。梁氏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认为,文化无所谓优劣,只是一个合宜不合宜罢了。当人类面临生存问题时,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第一条路就是最适宜的路;而当第一条路走到了头时,中国文化便是今后世界发展的方向。当然,梁漱溟虽然没有直接进行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但他仍然隐晦地将中国文化置于西方文化之上,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
 
  三、中国文化观
 
在进行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梁漱溟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第一次从哲学、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全面地论证了中国文化的特点。
( 一)、 梁漱溟的儒学观
    梁漱溟20年代初进入北京大学时,曾对推荐他进入北大的蔡元培先生明言:他到北大来除了替孔子、释迦讲个明白以外,更不做其它的事。他所谓孔子、释迦,即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在梁漱溟的心目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即是中国文化的化身。那么什么是儒学的本质呢?在他看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有关孔子的仁学思想。梁漱溟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模式。孔子所谓“仁”,是一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在儒家文化中,生命或生活就是目的本身,而不能将其作为手段来看。他说:
        当我们作生活的中间,常常分一个目的、手段。譬如避寒避暑、男女之别,
 这是目的。造房子,这是手段。如是类推,大半皆这样。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工 具——理知——为其分配打量之便利而假为分别的……。若处处持这种态度,那 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成手段—例如化住房为食息之手段,化食息为生殖之手 段……。不以生活之意味在生活,而把生活算作为别的事而生活了。……事事都问一个“为什么”,事事都求其用处,……这彻底的理智把直觉、情趣斩 得干干净净,其实我们生活中处处受直觉的支配,实在说不上来‘为什么’的。” 2 所以,在梁漱溟看来,生活就是当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目的。不能把生活化为手段,化为工具的存在。
    第二,梁漱溟将情感视为人的本质,称之为“直觉”。他认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乐天”、“知命”也就是“仁”,与宋明理学所说的“孔颜乐处”。在他看来,直觉、情感是比理智更根本的东西。生活的本质,或者说人的本质,1 就是这种情感和直觉的存在。过分强调理性的功能和地位,会妨碍“自然合天理”的直觉的流行发用,成了不仁。
    由于身处五四新文化时代,加之思想上对泰洲学派的认同,梁漱溟排斥理学的禁欲主义倾向,思想上带有浓厚的自然人性论色彩。但它仍然是一个道德至上论的产物。在他的心性论中,梁漱溟以情代性,情性合一,而且强调人的自然本能方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对认得道德本性做出解释。在对儒家思想的解释中,他很少正面肯定理学家的思想,而是反复提及原始儒学的思想。如孔子的“刚毅木呐近仁”和孟子的“口之于味也有同焉,……,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礼也,义也”等说法。这都说明他是在强调道德伦理的自然本能色彩。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是儒家的道德至上论传统。我们从他对“爱有差等”的伦理原则与人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的解释就可以看出:
      “孔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我的直觉上对于亲族是情厚些,就厚些;对于旁人略差些,就差些;对于生物就又差些,就又差些;对于木石
更差了,就更差些。你若判定情厚,多爱为定理而以理智往推寻,把他作成客 观道理而柄持之,反倒成了形式,没有真情,谬戾可笑,何如完全听凭直觉!”
在他看来,道德之于人,本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它是人的一种本能,是生而具有的。虽然他是从生理本能上解释人的道德来源,但目的仍然是论证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
  ( 二)、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主要是从形上层次来把握中西文化的特征与差异。丛40年代起,梁漱溟在进行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开始注意对中国社会的分析。1949年他出版了《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列举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表现,总结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征。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梁漱溟奠定了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基础。
    在书中,梁漱溟列举了中国文化的14个特征,排列如下:
    (1)、广土众民;
    (2)、大民族的高程度的同化与融合;
    (3)、历史长久;
    (4)、中华民族具有一种伟大的力量蕴涵其中,但这种力量既非经济、军事、政治,也不表现在科学技术之上。是一种在这些物质力量之外的无可指明的力量;
   ( 5)、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
    (6)、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 7)、家族制度在全部文化中处于及其重要的地位;
   ( 8)、中国文化开明甚早,且古代的发明与发现也非常丰富,但始终没有产生出科学;
   ( 9)、民主法制观念淡薄;
    (10)、道德成为统摄一切经济、政治、法律的、至高无上的价值;
    (11)、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体,而不成其为国家;
    (12)、无兵的文化特点;
    (13)、重孝的文化;
   (14)、隐士的文化。1 
    将以上14条总结一下,大概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类:比如中华民族的一些基本特征;中国文化在社会中的一些表现;中国文化中重家庭的特点;科学和宗教问题等等。但总而言之,西方文化在社会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团体精神,而在中国文化中,与西方的团体精神起到同样作用的是道德伦理。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国文化中的“伦理本位”的精神。
    梁漱溟指出,家庭或家族本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的组织形式,但中国人的家庭却显得特别重要。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缺乏团体和个人主义精神,所以家庭的地位便被突出了。但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是家族本位,而只能说是“伦理本位”。何谓“伦理本位?他解释说:
        “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生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 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伦理关系,即是情义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
“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及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关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全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 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组织。”1 
因此伦理关系就是指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为基础,辐射到全社会的各种关系之上。社会上一切组织的原则都是来自家庭伦理道德,最终形成一种家庭式的社会组织。他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点,即“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体现在经济方面的伦理特征。西方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中国文化中这一关系的根本区别是财产界限分明与所谓“共财之义”的区别。西方文化中最为明显的一点便是财产私有。不论路人还是亲人,私人财产的界限始终清清楚楚。而中国在“伦理本位”氛围中,只要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彼此就有“通财之义”。而从这种经济关系起,扩展到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关系伦理化的特点。比如在法律的制订方面,中国的法律很早就已发达,但其中有一方面,即世界上各种法律所极为重视的物权债权问题,却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法律所忽视。又比如在西方社会中,对于社会上生活在贫困线下的贫民,一般都是由国家政府加以解决。这事西方社会中的团体组织结构所决定的。但在中国社会中,这一类的问题却是由个人或家族出面解决,使问题消化于民间。此时国家政府的作用往往要低于家族朋友。这就是经济问题伦理化的一种表现。
    第二是体现在政治问题上的伦理本位问题,即政治伦理化问题。这种倾向首先表现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构造上。梁漱溟说:“旧日中国之政治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为一大家庭。”这就是为许多人一直强调的“家国同构”的特点。其次伦理国家的特点,还体现在政治的理想上。他指出,在西方社会,政治的理想是福利与进步,而中国文化中的政治理想却是天下太平,而且这种天下太平的具体内容即是人人在伦理关系上各自到位达标,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
    第三是伦理道德的宗教功能。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并非只有现实中的政治、道德、经济功能,同时还能具有一种宗教的超越意义,起到宗教的功能。他将伦理的意义分为两层:第一层是现世的成功。梁漱溟说:“一家人(包括成年的儿子和兄弟),总是为了他一家的前途而共同努力。就从这里,人生的意义好象被他们寻着了”。中国人最重家族,最大的目的即是使家庭和家族繁荣兴旺。在这一目的下,家族之内所有的人齐心协力以达到这一目标,个人的成就感也就包括在其中了。
    另外一层是超越的意义。梁漱溟用“远景感”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一个人所做的努力“不是一己的事,而是为了老少全家,乃至为了先人为了后代。……这其中可能意味严肃、隆重、崇高、正大,……。当其厌倦人生之时,总是在这里面重新取得活力,而又奋勉下去”。1在这里,伦理对于中国人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成为宗教的替代品,形成一种“伦理教”。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现之前,有关中西文化的讨论,基本是在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种思想倾向的范围之内进行的。这两种观点虽然彼此对立,但它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文化单线发展的思路,认为世界文化是按着一个统一的模式发展,任何文化都可以并且应该按时间顺序纳入到这个链条中来。胡适提出的“有限的可能说”与华夏中心论,都是这一思路的代表,只不过一个是西方中心一个是华夏中心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提出了他的“世界文化三路向说”,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数种性质上相异的文化,如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他从哲学的层次上对三种不同的文化进行了发掘和概括,认为,以往的文化问题的讨论,其错误完全在于以某一种文化(无论是中国文化,如中体西用论者或国粹论者;或是西方文化,如西化派)作为全世界文化的唯一绝对的价值标准。他指出,实际上存在着不止一种类型的文化,而且每一种文化皆是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而存在,因而具有这个生命体独特的价值标准。这样,梁漱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正式建立了具有文化相对论意义的文化类型理论,开创了中西文化讨论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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