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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之“学”的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摘要:刘向、杨倞编次《荀子》,以《劝学》为首篇,意在比附《论语》首篇《学而》。荀子重视“学”的思想承继孔子而又专门论说,既区别于其他诸子的学说,又在儒学内部有别于孟子的心性之学。唐宋之交,孟学盛行而荀学湮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问的空疏之弊,至清代才加以纠偏。近代以来,面向西方文明的“学”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关键词。而当下要复兴和发展儒学,也必须以荀子之“学”的精神为第一要义。
关键词:荀子;劝学;现代价值
 
今天我们所见《荀子》的第一篇即为《劝学》,以该篇置于全部著作之首的位置,这是自刘向整理《荀子》以来没有改变过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荀子》版本在唐代中期由杨倞进行过重新的编次,篇目的次序经历了很大的改观,比如《性恶》篇在刘向那里是安排在后七篇的“杂录”中的,列全书的第二十六,但杨倞把它提前到了第二十三,其注云:“旧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论议之语,故亦升在上”。这就表达了一种倾向,认为该篇是很能表现荀子思想的东西,所以不能放置在后,不容忽略。有改动的,也有没改动的,但含义都是一样的,都体现了编校者的对于荀子的一种态度。杨倞置《劝学》于首篇,这是刘向当初就编定了的,他没有改;但他把《尧问》替换了《赋》,置于末篇,这又是一次颇有深意的改动。因为《论语》以《学而》始,以《尧曰》终,那么经过杨倞这番编次,《荀子》的篇章就与《论语》对应起来。在他看来,“盖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胶固王道,至深至备,岁春秋之四夷交侵,战国之三纲弛绝,斯道竟不坠矣”,荀子是孔子之道的继承者,所以即便在《荀子》书的编排形式上,他也要尽量赋予某种孔、荀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自从杨倞注荀之后,刘向编校的本子就亡佚了,现在我们所见的《荀子》都是从杨注的本子传下来的,所以也就成了这个面目。
但是把《劝学》置于首篇,绝非仅仅形式上的意味,实质上提示了我们这样一种有关荀子与孔子之间、儒学传统脉络之间的认识途径,也就是说,关于儒家对“学”这一问题的重视,从孔子到荀子,有一脉相承的关联。
孔子非常重视“学”的问题。在《论语》中,“学”作为实词概念出现过64次,几乎仅次于“仁”(109次)这样的核心词。这当中有我们熟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等等。即不涉及“学”字,而有学之意义的话语就更其多了,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等等。这种散于《论语》各篇中的关于“学”的言语论说触目皆是,其内容则更为丰富,既有颇为简略的劝勉之语,也有极为深刻的治学方法,不一而足,很多句子都成为现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这里不必再过详细的讨论了,我们的要旨在于,“学”这件事在确立儒家学说的孔子那里,着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学”的思想乃是孔子之学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学”之所以重要,在先秦儒家那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对于“学”的重视,把儒学的精神与其他学说之间区分开来。“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从起源来看,儒家就与典籍著作、礼仪规范息息相关,所以它重视学习这些经典乃是出自自身的规约。但是相反地,在其他先秦思想流派中,却缺乏对“学”的关注,比如道家。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是把“学”作为“道”的对立面来看待。庄子则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也不认为学习知识乃人生之要事。关于老庄之道家学说及其言论,自然可以有更多的阐释,但他们不把“学”作为通达“道”的必要途径,则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道家就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有所区分,标志之一就是对待“学”的态度上。其他的诸子百家,也都没有像儒家那样重视“学”的问题。
从这一点上讲,荀子之“学”的思想就是直接承继了孔子之学,而《劝学》就是一篇集中谈论儒家关于“学”的重要论文。如果说刘向、杨倞拿《劝学》比附《学而》是从篇目形式上表达了荀子对孔子的继承,那么就《劝学》本身来看,则就不仅仅是篇目字句上的意义了,因为《论语》关于“学”的言说散乱于各篇之中,《学而》亦不过取正文前两字为题,并无实质的含义,但是荀子作《劝学》篇,则可算思想史上第一篇专门的论文,集中阐述了先秦儒家在这一题目下的种种思考与特定的观念。关于《劝学》之内容,文本俱在,时贤讨论亦甚多,此处不必详说。我们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视角,即从荀子承继孔子的儒家学脉而言,他强调“学”这一源出孔子之学的问题上,却又如何与同为儒家另一支脉的孟子之学有所区分?
孟子很少专注于“学”这件事情,既不像荀子这样,开门见山,先去专门谈这个问题,而且比之于孔子,涉及一般意义上的“学”,他谈得也很少。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一句话可以总括:“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按照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学”,即学习,是一种向外的、延展的行为,而孔子、荀子的“学”,至少从文字上讲,都主要是这个意思,但是孟子的“学”,却是一种向内的、回返的行为。也就是说,孟子不认为学习是向外的求知,而是向内的回到自我,回到内心。这一观点跟他“性善”的学说具有一致性。因为人性的根底就是善的,有仁义礼智的四端,万物皆备于我,那么个体的修养要达到至善的境地,要成为圣人,就无需假于外物,而是不断地扫除外物对内心的干扰,恢复到人性的本真之善来。这里首先涉及了一个人性论的问题。我们知道,人性的善恶,孔子没怎么讲过,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等很简略的话,并没有判定性质,但是在孔子之后的孟、荀两位先秦儒学大师那里,人性善与人性恶成为两家最大的分歧。有关荀子人性恶,时下成为荀学研究争论较大的题目(比如认为荀子实质上是“性朴论”者),但是我们暂时绕开这些争论,荀子反对孟子性善论则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如果人性不是生来就是善的,而要达致善的境地,则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这就是荀子强调“学”的原因。由此可见,对人性之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孟、荀两家在“学”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还有一种差别导致了孟、荀在“学”的问题上的分歧,就是在对待“学”的目的上。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他强调“学”,最终也落实在教人如何成为君子上。君子有两层含义,一层是道德意义上的,另一层是政治意义上的,两者结合,由具备道德至善的人来治理国家,就成为孔子理想中的君子形态。孔子死后,他的后学推举孔子为圣人,这就形成了一种榜样,即儒学的目标就是像夫子那样成为圣人。孟子如此,荀子也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但是同样秉着成圣的目标,其路径却大异其趣。孟子更多继承了孔子理想人格中道德意义的层面,更为关注圣人人格的养成,故而多谈仁、义、礼、智,对于外在的治理国家等事务,则显得迂阔。荀子更多关注的是现实政治、治国理政的层面,故而隆礼重法,倾向于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来实现儒家的理想。“学”于是在孟、荀两家之间有了不同的指向,前者重“内圣”,后者重“外王”,虽同是儒家,却各行其道。
倘若孟、荀两家关于“学”的分歧仅仅只是儒学内部发生的理论之争的话,倒也不过是各执一端、自说自话罢了,然而这一分歧却在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就不得不做更进一步的反思了。通观中国思想史,尤其是以儒学思想为主流的历史,在中晚唐至宋代,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周予同先生称之为“孟子升格运动”,与之相应的则是荀子思想湮没不彰。特别是到了宋明理学成为思想史主流的时代,理学(也包括心学)家只谈孟子,不谈荀子,即所谓的“心性之学”独盛,荀学几于被废,这其中也包含了荀子关于“学”的思想。清人曾热烈讨论过“汉学”与“宋学”的议题,指出宋代以来在经学、小学方面的缺失与弊端。简略地说,在清代特别是乾嘉朴学学者看来,宋明理学家过分强调“心性”的体悟,在学风上显得浮夸而缺少学问的根基,其末流者只知空谈而不事读书。现在看来,虽然清人的这种指责也有片面之处,但是大致上也的确指出了孟学的流弊。这从孟子“求放心”的理论上也可以找到逻辑的线索,既然自身本性是善,是完备具足的,那么的确无需向外去学习、去探求了。尽管宋代以降也出现过一些立志于学、力避荒疏的学者,但总体上讲却不是主流。从这个角度看,清代看上去猛然之间学问之道大盛,虽有政府专制的原因,而就思想史、学术史自身规律而言,也是孟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的一次反动。这种学术风气的转变,虽说在事实上并没有看到荀学影响的痕迹,但无疑在实质性意义上是对荀子之“学”的思想的某种回归。换言之,到了有清一代,主流学者不再空谈心性,而开始注重经书的注解与阐发,注重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这与荀子在《劝学》篇中所谈的“诵经”、“读礼”的学问途径也就暗合了。按照这样一种学术风气的指引,清人就没有被限制在孟学的单一路径上,以往被宋明理学所彻底忽视的荀学也在乾嘉时期恢复了一丝生机,以汪中、卢文弨、郝懿行等人为代表的朴学家也渐渐地为荀学正名,从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荀学复兴运动,荀子及其学说则再一次进入到思想史、学术史的话语系统中。
然而重视学问、不尚空谈的清代学术,在“学”这一问题上仍不免陷入某种狭隘眼界中,即如后人所诟病的,清人所关注的不外于十三经。这种评价虽有过苛之处,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其眼界狭窄的弊病,尽管这当然有历史和政治的客观原因。这种眼界的狭窄,换言之,即所“学”内容和范围的有限性,导致了整个中国与世界学术思想发展之间的脱节。原本自明代中叶开始的西学东渐运动,此时却令人遗憾的中断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皓首穷经的考据之学。尽管这种繁琐的考据令传统的经典获得了重生,因而意义重大,但是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文明随着工业革命而突飞猛进的时候,把眼光仅仅局限在几本古书的校勘上,则确实显得格局狭小、故步自封了。
所以,现在我们谈荀子之“学”,也就不能只是对一种古典文本的把握,而更多的是对其精神的阐扬,是我们当下力图复兴儒家传统之际必须要明确的一件事情,唯有如此才能使其既不悖于传统,又可获得现代的价值。特别是,尽管历史与当下的事实都已经非常明确的向我们显示出某种不可逆的价值趋向之时,仍然有很多迷惑性的话语在无端干扰着人们的判断和思维,以致逆势而动,徒做无用之功。
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以武力的方式迫使中国向世界开放,有先觉者即以向西方学习为要务,其目的并非要除去中国固有之文化,而是谋求自强自立,故而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有“中体西用”之倡导,进而维新、革命,一部中国近代史,实质上也就是一部“学”的历史。其实不仅中国,以东亚而论,“学”也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区域历史中的关键词。故而日本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学”得最好的范例,被称为所谓的“优等生”,尽管其中也发生了曲折,甚至为该区域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害,但这绝非“学”本身所造成的。
向西方学习对于传统更为古老的中国来说,似乎更难于接受,于是近代以来的诸多相关运动大都以失败告终。仅就学理而言,我们冠以儒学的所谓本位文化,总在固守与革新之间撕扯,且总是发生某种绝对性的话语之中,要么是绝对的颠覆,要么是绝对的遵循,而实则双方都是把儒学作为一种外在之物,作为一种已经凝固化的东西搁置在一边。倘若儒学思想与精神内核仍然活跃在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日用、人伦社会之中,那么也就既无所谓可以彻底颠覆,也无所谓条框化的遵循,而问题的实质则是,何以在当下去发展这种传统。言及发展,就不是固守,也绝非颠覆,而是吐故纳新,新陈代谢,是源于自身成长壮大的必要。我们似乎站在某一历史之外的立场上来说话,认为所谓的儒学传统是一成不变之物,却没有认识到它自孔子创立之始,就在不断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孟荀有别于孔子,汉唐有别于先秦,宋明理学又出新意,而清代学术则是前代的反动,这种动态的历史,才是儒学历史的真面目;而其中也不乏外来文化的浸入与转化,倘无佛教又何来阳明心学之思?
当下有儒学复兴的号召,但何以复兴,却有不同的看法。历来言及“复兴”者,都绝非是简单的回归,即便想回归也回归不了,因为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复兴就绝不可能是复制,而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自我更新,向前发展。以笔者看来,颇有不少以复兴为旗号的学者,实为空谈,这倒是有些孟学的遗脉;而当下真正需要的却应是荀子之“学”。上文提到过,近代以来中国乃至东亚的历史,就是“学”之历史,无论学得好还是学得不怎么好,都获得了一定的经验与成果,但无论成功与失败,“学”本身却是必要的和首要的。“学”乃是当下儒学发展的第一要义,否则真要停止了学习,儒学自身也就停滞不前,难以获得新生,所谓的复兴也只是空谈。所以荀子说:“学不可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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