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题 > 首届东亚儒学威海论坛 > 中国古代“宗家”教育刍议

中国古代“宗家”教育刍议

受中国古代儒家宗法思想的深刻影响,韩国至今还在一些地方保存、延续着系统完备的“宗家”制度。这类“宗家”是指历经数代形成的一个大家族,一般是宗祖为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国家为之册封谥号、并在后世定期举行“不迁位”祭祀的望族,家族的直系长孙叫宗孙,宗孙的妻子叫宗妇。据韩国文化遗产厅估计,目前全国延续十几代甚至二十多代的宗家尚有100多个,它们守护着宗宅、延续家族传统风俗。其中,在号称“邹鲁之乡”的安东,类似的“宗家”最为密集,保存了很多数百年的宗宅。其中李氏宗家在韩国名气最大,裴氏宗家、柳氏宗家、金氏宗家等也同样赫赫有名。
显而易见,宗家教育是能够让宗家得以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因素。韩国宗家的一大任务就是每年的祭祀活动,一年至少得举行十多次。家族成员尤其是宗妇,必须按照《家礼》学习礼仪。仅仅学习宗家几百年遗传下来的饮食的做法,就得花上十多年,更不必说其他繁琐的家族礼仪了。所以,现在我们研究宗家文化,就必须关注其中至关重要的宗家教育。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已经没有了像韩国那样的传统“宗家”。但这并不否认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的典型的“宗家”社会的特征。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古代宗家社会状态下,宗家教育也自然是国家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
何谓“宗家教育”?学界多有争议。有研究成果将“宗家教育”等同于“家庭教育”,还是值得商榷的。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长期处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和以亲子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国不分的极度分散又极度专制的社会。家庭既是全家人生活的共同体和生产的单位,同时也是社会的基层组织。家庭组织原则是等级森严的礼制,个体家庭始终包容在宗族或家族体系之中,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视为宗族或家族的成员,在水乳交融的君权和父权有机统一的家长教导和监督下,从事着一切活动。因此,“宗家”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中国古代宗家教育,也绝对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宗家”一词,最早见于《汉书•韦玄成传》,其中云:“室家问贤当为后者,贤恚恨不肯言。於是贤门下生博士义倩等与宗家计议,共矫贤令,使家丞上书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为后。” 颜师古注:“宗家,贤之同族也。”据此,本文所说的“宗家教育”,指的是在一个以伦理血缘关系为纽带,在结构相对固定、联系相对紧密的一个宗族大家庭(家族)里面开展的教育。
家族是若干家庭的集合体,或者说家族会繁衍孳生出若干家庭。从这层意义上说,家族就是一个大家庭,具有家庭的许多特点。但是,相对于家庭,家族还有许多其他特征。首先,在家族内部,经济关系相对松散,家族虽然有会有少量的共同资产,但不是家族内部财产的主要部分。绝大多数财产以家庭为单位的形式存在,家族成员可以分享自己所在家庭的财产,但不能分享其他家庭的财产。其次,家族成员的伦理关系总是表现为许多支系,这些支系的末端,是单个的家庭以及家庭成员,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辈分的家族成员,在家族内部的地位和权力也无法完全相同。再次,家族相对于家庭,另有许多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范、规则,比如家族内部的议事制度、每个家庭或者支系对于整个家族的义务制度等等。
这种兼具家庭特征、又与普通家庭不同的现象,决定了家族(宗家)教育的性质。它长期以来对于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的巩固与发展,促进古代各类学校的产生与进步,形成民族文化传统和家庭道德观念,乃至对于国家政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民族文化学术思想的变迁等,都产生过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私有制的形成,父权父系制终于取代了母系制。所谓父权父系制,即丈夫在家庭中承担起对子女的供养任务,财产按父系继承,世系按父系计算。随着人口的增殖,父系氏族逐渐分裂为若干由男性后裔组成的父系大家庭。这种父系大家庭实行家长制。这个家长实际上是氏族的族长。负责管理整个氏族公社的一切公共事务(有时甚至组织领导生产活动,掌握财政大权),负责氏族家庭成员的生产和生活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并通过对家庭成员进行传统习俗的训练来维持家族的稳定,巩固家长的统治。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宗族制和家族制。
《礼记大传》说:“同姓从宗,合族属。”所谓“同姓”,就是父族的意思;所谓“从宗”,就是由同一男性始祖的族人共同构成一个生活共同体。早期的宗族作为血缘共同体,不但有共同的宗庙、宗邑、墓地,而且有共同的财产。宗族的首领是大家长,他拥有统领和管理与教育该宗族的绝对权力,是全宗族父系父权的集中代表。宗族的嫡长子叫宗子,宗子继承始祖的爵位。宗子之下的个体家庭的家长,依附于宗子,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宗法制度。
宗族的家教主要由宗子负责,教育内容包括生产、生活、军事、祭祀等方面。其中祭祀共同的祖先,是宗族大家庭的主要教育内容。《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为什么如此重视祭祀呢?因为尊祖祭祀活动,能强化同宗族人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以便形成同姓同德、同德同心、同心同志的社会群体心理和观念,维护宗族制和共同保卫宗族的整体利益。在宗族家长制时期,尽管存在个体家庭,但这些个体家庭的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是与整个宗族家长实施的教育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个体家庭的教育把宗族家长的教育落实到每个个体家庭成员,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宗族家庭的成员。
不过,家庭在宗族内部的地位是有区别的。一个大的宗族,往往分为许多“类”,“类”就是血缘宗族的分支,有大宗、小宗之分。因此,宗族家庭教育也就逐渐有了比较明显的等级区别。这种区别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西周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主要标志的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和礼制,都成于周公。周公是一位推动和注重宗家教育的大教育家,他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维护“亲亲”与“尊尊”的宗法制及等级制,把分尊卑、别贵贱的礼乐精神,贯注到宗族的祭祀活动当中,将宗教的仪式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典章制度与教育手段,从而培养和造就维护西周社会制度的合格成员。
但是,作为社会最高层的“大宗”,其成员毕竟只是极少数。随着社会发展,孳生出来的“小宗”大量没落,甚至沦为平民阶层。从中国姓氏发展历史来看,后来的许多所谓“姓”(氏)都是从周代姬姓王朝分化出来的。他们既然没有了贵族的身份,原来像周公等人设定的贵族子弟教育当然也就已经不适合他们,从而推动了宗家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首先,宗家教育的对象有了变化。中国早期宗家教育的对象,限于贵族子弟,他们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在接受教育之后将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为天子,为诸侯,最不济也是卿大夫,自不必为将来的安身立命担心,正如《红楼梦》第七十五回贾赦夸赞贾环的诗词时所说:“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荧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所以我爱他这诗,竟不失咱们侯门的气概。”后来一般官宦家族甚且平民家族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除了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之外,恐怕还必须“为稻梁谋”,必须学习种种处世谋生的手段和技能。而且,这一新变化,也决定着中国宗家教育的深刻转型。
其次,宗家教育的内容有了新变化。以上文提到的周公就把道德教育视为关系社稷千秋大业的首要事务。周公曾对周王室统治者讲:“天不可信,我道惟宁(文)王德延。”(《尚书·君奭》)意思是说,只有加强修己敬德,才能使文王开创的国祚永年。同时,周公总结了商朝自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到巫贤等名臣师保的教育经验,继承前代师保之教的传统,建立了周王室的家教师保制度,把礼乐教育与敬德保民思想教育作为王室子弟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初步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外,还包括:体恤下民,力戒贪逸;勤勉从政,谨言慎行;知人善任,勤于求贤。总之,周公的家教特点是强调王室子弟的道德修养,并把道德修养看做造就未来君王的头等政治大事。这一师傅保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对帝王之家的家教影响深远,同时对民间的宗家教育也多有影响。
相反,那些没落的贵族子弟,或者由平民阶层上升的子弟,他们不甘心久困于平民阶层,总是希望通过“读书入仕”的道路,登上政治舞台,大显身手,其谋生手段是文化知识,所以他们的家教最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注重传授文化知识,为其子弟将来仕进作准备。这类情况在汉代表现为专经的世家,即所谓“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在唐宋以后则表现为设立家塾或私塾,进行科举考试的教育。
诞生于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颜氏家训》,可谓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它的作者颜之推(公元531-约公元595年)出身于士族之家,世代为官,深受世传儒学传统的影响,不仅从小接受了《周官》、《左氏春秋〉等儒经的教育,而且还喜欢博览群书。颜之推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士族门阀制度的统治由顶峰转向没落、中国社会由南北朝分裂而趋向重新统一的时期。士族势力腐败,九品中正制行将瓦解。颜之推预见一个以科举考试取士的量材授官的新制度即将到来,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后代世承儒学家教传统,以保自己家族长远富贵,世代为官,于是在晚年写下了《颜氏家训〉一书。
颜之推亲历战乱,目睹了许多仕宦之家的悲惨下场。他告诚自家子弟,在动乱年代更要学艺读书,认为士大夫之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注重家教,千载终不至于为“小人”。否则,以门第入仕为官,养尊处优,因家世余绪得一官半职,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在承平之日尚可悠闲自得,但一到战乱和朝代更迭之时,则身不保命,家破人亡。因此,他认为仕宦之家应当居安思危,学艺保身。学艺的主要教育途径是读书。读儒家的五经可以获得立身处世的道理和方法;同时除了研习五经之外,还应兼及百家之书,获得对书、数、医、画、射等百艺的了解。同时,还要让世家子弟走出高墙大院,接触下层社会的农工商贾,博而求之,要知道民间疾苦,知道稼穑艰难,才能培养超人的佐时治国才能。
而另外一些家族,像农民、小手工业者或商人等,即《管子·小匡》所谓士、农、工、商之“四民”,他们分别处于学校、田野、官府、市井等地方,按照家业世传的需要施行自己的家庭教育和职业训练,把耕种、技艺或经商等作为家教的主要内容。原来周王室掌握科技、技艺以服务于贵族的“畴官”,往往身怀绝技,如对器械制造、天文、历算、医学、冶金、御车、农学等技术有较深造诣,后来也分散民间,子就父学,家传世业,成为依靠家传技艺谋生的特殊职业者。一般说来,这类士人的家教,则有相当的保密性,传子不传女,甚至有些绝技只授长子,不授次子,对于外家人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具有保密性的家教,一旦后继无人,家业中断,就会造成绝技失传。
更有一些宗族会遇到某些意外变故,如家国蒙难、家族间仇杀等天灾人祸,也会相应在宗家教育中加入相应内容。例如,河北某地的一些家族在重大节日庆典活动中,会安排全族子弟排演一种大型舞蹈,据说就是发源于五代时期的某次危难,该族将兵法、阵法编入集体舞蹈中,令后代子孙在节庆时操演,带有军事训练的目的。当然,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重视礼乐教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以,无论是上层的贵族,还是下层的平民,其宗家教育仍然会把子弟的礼乐文化教养作为核心内容。笔者幼年时生长在鲁西南农村,每年夏季都会有家族组织的打拳活动,由族中一位武艺出众的拳师执教,召集全族适龄男童利用晚上在场院学拳。而每年冬季农闲之时,则由族中长者率领阖族青年在本家祠堂修习礼仪,主要是丧礼和祭礼。
第三,宗家教育的形式也有了新变化。中国早期的宗家教育,主要依托国家设立的学校,为王孙帝胄、贵族子弟服务。西周的贵族学校称为国学,它分为大学与小学两级,其中大学为天子所设,规模较大,有四学、五学之称。所谓四学,就是南“成均”、北“上庠”、东“东序”、西“瞽宗”。所谓五学,就是上述四学再加上中央位置的环水而建的“辟雍”。诸侯也设立大学,但为了与天子设立的大学有所区别,称为“泮宫”。而到了普通官宦人家甚至平民家族的宗家教育,学校的形式大为改观。《红楼梦》第九回即提到贾家的“义学”:“原来这贾家之义学,离此也不甚远,不过一里之遥,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给银两,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掌,专为训课子弟。”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托梦给王熙凤,也说:“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大致反映了中国古代家塾的基本情况。
据《阙里文献考》,孔子殁后,其子孙“即宅为庙,藏乐服礼器,世以家学相承,自为师友”,这就是孔氏家学的开端。至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孔子第四十四代孙孔勖上书,请求重建讲堂,将孔氏家学改为庙学,全面优待圣贤后裔。至元祐元年(1086年),“改建学于庙之东南隅,置教授一员,令教谕本家子弟” ,说明所谓“庙学”,其实还是孔氏家学。但又规定“其乡邻愿入学者听,寻添入颜孟二氏子孙”,这就和《红楼梦》里面所说的“贾家义学”有些相似了。后来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又添加了嘉祥的曾氏子孙,遂改为“四氏学堂”。不过,曲阜“四氏学堂”虽招收四氏子弟,带有宗家教育的色彩,但它的教授是由国家通过官府设置的,经费也是官府所拨,其实属于官办的性质,这是与贾家的“义学”不同的地方。
总之,中国古代的宗家教育是整个国家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千百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许多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以及优秀的教材,对于今天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还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错误报告  分享到:

鲁公网安备 37100302000175号

威海广播电视台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AVSP) 鲁备200900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鲁ICP备06041465号

网站热线:0631-5191412 网络实名:威海传媒网 网络设计/系统支持:威海传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