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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现代命运——面对全球化的未来定位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儒学显然需要审时度势,重新定位。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单一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各种文明形态跳跃、纠葛其间所构成的既相互交叉重迭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复杂秩序,为儒学的重新倡扬和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五四”以来的历史主义视角和批判话语所范型的儒学,已经不能对应这一新的世界图景;要想把握住机会,迎接潮流,顺势振兴儒学,就必须要对它进行新的形象诠释和身份建构。
 
一、儒学的现代价值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坚固壁垒迅速破解,社会理想的要求和社会制度的认同逐渐被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追寻所取代,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在新一轮的世界秩序重构和各自角色认定的过程之中,依附于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认同危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重组过程当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亲缘性的杠杆作用,一切价值判断、行动淮则,及其正义性,莫不以文明形态的亲疏远近为依归,这差不多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中人人心知肚明的原则。在此情形下,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识别色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7种文明划分 ,还是贝克“当代文化的空间分步构型假说”中的辩证——三态世界 ,中国都被定义为儒教国家,并且和更大区域的东亚社会联系在一起。从冷战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到今天的“儒教中国”,中同在国际让会中的身份已被彻底置换了,在相当普遍的认知当中.儒教己成为中国新的阵营标签。
这一变化的发生,并非是回顾历史的结果.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响应。从20世纪70年代升始,继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亚洲四小龙接踵而行,随后东盟诸国、中国、越南也开始了这一经济腾飞的进程。到了90年代,“亚洲的掘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东亚现代化成了西方文明最强有力的挑战者。随着经济的强盛,价值的抒发和文化的伸张日益显得急迫,也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所以逐渐形成了所谓“亚洲的声音”。在东业社会复杂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背后,华人经济和华人文化是人们最容易把捉的共性。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 。正是在这样一种客观的情形之下,自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亚洲价值便被与中华传统联系在了一起,儒教也就自然成为一种区域文明的标识。正像亨廷顿所指出的,“华人领袖无论想要为独裁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 。东业的成功,凸显了地区传统的重要性,而最具有普遍价值特征的儒家文化理所当然地被推拥到了前台。
从表面上看,将东亚现代化与儒家捆绑在一起,似乎只是某种历史的联想,至多不过是求援于传统的策略。但实质上,这一论域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性反思最前沿的动向,是建构的传统,而非简单地回到历史。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的,“作为对席卷一切的现代化大潮的反应,传统主义本身表现为一场彻底的现代革新运动” 。从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儒学话语已经开始了新的“身份建构”,它的语境已不是对西方小心的倾慕、拜服和反观自省,而是试图重置中心与边缘,将东亚价值的普遍性放在西方价值的普遍性之上。萨义德指出:身份的建构与社会中的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身份建构决不是一种纯学术的随想。随着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西方价值的中心地位遭到挑战,蕴含着优越性、先进性的“西方”观念开始动摇;而长期臣服于西方霸权的“东方”急于寻找自我伸张的方式,重新设定自己和“他者”的身份。“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和‘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 (theconstructionofidentity)。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学话题重又浮现,并且在新的身份建构之中找到了当下的根源性。这一阐释图景,既是我们理解儒学当代价值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对其进行未来定位的基本位据。
 
二、全球化时代对儒学的重新定位
要想对儒学做出新的定位,首先碰到的困难是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缠绕。儒学的现代形象设计是在进化论、科学主义、唯物论等批判性话语铺天盖地的击打之下完成的。这其中,历史主义的还原方法承担了最主要的学术塑造工作,同时也开辟了现代儒学话题的最大道场。在20世纪初,随着经学的解体和西学的播撒,人们对儒学的认知与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原来内在的自我身份的认同变成了外在的客观描述与研究,儒学的神圣性不复存在,反倒时时成为检讨与批判的对象。20世纪以文学为主导的儒学评判基本上是回溯式的,其指向在于儒学的过去,特别是它的源头。而未来的儒学定位必须要打破“向后看”的惯习,努力走出历史主义的阴影,用前瞻性的视野,追寻儒学的现代性联想,重新发现它的当代意义。传统的线性历史观是一维单向的,按此理解,儒学只能属于过去,无法超越时间的格限,不可能与现代性发生联系。而我们认为,“什么是儒学”的追问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学问题,尤其不是线性历史的命题;它本身就含蕴着现代性的意义,既是历史的也是超越历史的。按照吉登斯的描述,现代性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存有形式中的“时空分离”,即时间与空间的“虚拟化”。将具体事实的场景实施时间与空间的抽离而给以重新组合,跨越时空的限定性、—维性和力学性,由此创造出一系列的普遍化观念和不可思议的超时空距离组合形式。二是“社会制度的抽离化”。三是“内在反思性”,即现代性在实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具有反事实的质量,对理性的不断质疑和知识确定性的阶段性突破,使之趋向于非理性主义。其反本质的颠覆性和修正的敏感性,使得科学时代的许多信念遭到瓦解,科学主义己成为明日黄花。 从现代性的复杂蕴含来照察儒学,我们不应再用绝对历史还原的时空定格方式来评说它,而应该注重它的流淌性、转活性,以及作为文化存有形式的时空分离特征和抽离化机制的可能度。儒学既是一种历史积累,也是一种即在形式,是传统性与当下性的复杂交织。如果说儒学确实还有某种当代意义,不管它是“游魂“、“积淀”也好,还是“珍藏的影子”、“遥远的回响”也好,它总是还关联着当下的境况,此“当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可以创造转化为现代性的源泉和资粮。
和时间坐标的前瞻性相呼应,未来儒学定位的空间尺度也亟需放大。虽说20世纪连绵不断的儒学批判大多是在中西参比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但儒学视域却是极端本土化的,完全被民族主义的观念所狭限。像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所传达的那类讯息只能激起一点点意外的惊喜,而更为长久和沉重的民族心理体验是闭门思过。遮掩尚恐不及,哪敢到处宣示。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压力下,儒学不但被逐出了现实生活的空间,而且逐渐从历史的光环中收缩和退隐,以至于没有多少人再注意到它曾拥有超越民族和国界的过去,儒学的普遍主义质量已成为久被遗忘的话题。实际上,早在七百年前,儒学就已渐次成为东亚文明的主流形式,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也是日本文化、韩国文化、越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今天,“儒教文化圈”还是一个世界地缘政治的摹状词,不管它如何有欠精确,但仍能激起普遍的历史联想和有效的现实响应。由此我们要说,儒学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尤其是东亚的。只有把儒学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视野、大格局中,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其现实意义也才能够充分地显现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的日渐强盛,一个普遍主义的中国观念不仅仅是历史的回眸,而且日益成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比经济上的“大中华”概念和意义更为广阔的“文化中国”概念已经准确无误地透露出了这方面的消息。
 
三、中国文化的复兴与重建
    自近代以来,在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潮:一是“国粹”思潮,一是“西化”思潮。由于这两种思潮己成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因而自近代以来,每逢历史转折关头,几乎都伴随着中西文化优劣的讨论,在设计中国文化建设道路时,它所给出的只是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要么“西化”,要么“国粹”,似乎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同时这种思维定势还对中国文化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甚至把那些已被历史淘汰的东西都视为珍宝,面对西方文化,总觉得中国文化“百事不如人”;另一些人则认为西方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己尽善尽美,因而对西方文化常常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不仅以往的诸如“西化”论、“国粹”论,而且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提出的诸如“西体中用”论、“河东河西”论、“文化输出”论等等,都与这种思维定势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妨碍了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探讨。
尽管在二元对立思维定势影响下,理论研究总是徘徊于“西化”与“国粹”的选择上,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实践并没有选择这两种模式的任何一种,既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复古,这表明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滞后于现实的发展。这种理论研究的滞后,导致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自发性,即缺乏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及共识理论的引导,即使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 文化方针贯彻几十年,也因为二元对立思维定势的束缚和极左思潮的干扰而未能落到实处。中国文化发展的自发性,突出显现了中国文化建设缺乏为全民族共识的明确方向,因此,面对全面开放的现实,如何发扬优秀民族传统,如何吸纳外来文化,如何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形势下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等,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深刻认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明确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解决文化建设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使中国文化从自发走向更加自觉地建设,首先应当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儒学话语必将越来越多地冲越民族和地域的藩篱而面向世界。也只有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搏击风雨、经受挑战,儒学才有可望崭露头角、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中的—种声音。吉登斯描述了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在当代社会重构过程中的复杂情景,指出:“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 这样,就使得离开全球化来谈本土化,离开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念来谈民族区域文化的即在意义,几乎成为不可能。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关联的场景之中,要想对儒学的价值和意义有所说明,要想对儒学的未来发展做以前瞻,那就必须要有新的空间观念和全球化的意识。而近百年来儒学造型中的民族主义视野和本土化的语境已完全不能应对全球化情景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我们必须要打破已有的惯常的程序,尝试创造出新的叙述框架和更多的途释性语汇,以使儒学的现代转化能与全球化的潮流相应合,从而去更好地面对这个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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