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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于中国文化理念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这段朴实而掷地有声的话语,道出了来自东方的国度——中国的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全人类的福祉,它不同于某些霸权主义国家的所谓“同盟”共同体,为了自家私利,不惜牺牲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它标明中国正以“合作多赢”的新理念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为人类未来规划和设计一个理想的远景目标,建设一个跨文化、种族、宗教、社会制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亚投行的筹备成立,到“一带一路”经贸文化带的建设规划和具体实施,以及今年G20峰会、东盟国家领导峰会看,各国领袖表示出对中国领导力量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高度期待。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世界人民将会越来越欢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从而厌弃和摆脱霸权主义对世界的强力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仅仅表现为他个人的睿智,而是高度吸收和凝聚了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特写这篇文章,来陈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文化脉络的关系,以及此思想对于解决现代世界问题的深远意义。
 
一  中国古代的命运共同体思想
 
“命运共同体”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却是一个极其古老的事实。人类社会形成初期就有社会共同体,只是那时的规模非常之小,可以说是小型的“命运共同体”。人为什么需要社会共同体,而不能像虎、豹等动物那样单独生存?这首先是由人类的生理特质和生存环境决定的。人作为一个动物种类,其幼年、童年、少年,加在一起的成长时间很长,在一个到处充满凶险的自然环境中,很难由一位母亲单独将孩子安全地抚养到大。这就需要有家庭乃至族群“共同体”的生活环境。同样,人的老年时期也很长,需要有家庭和族群“共同体”照料老年人的生活。于是而有社会共同体出现。人类最初的社会共同体是血缘氏族。后来由于不同血缘氏族的矛盾和争斗,血缘氏族逐渐扩大而为部落、部落联盟。部落、部落联盟是更大一级的社会共同体。这些情况发生在原始社会时期。
中国现在人口有13亿多,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中国人口之多,不始于今日,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据公元3世纪的一部文献
(皇甫谧《帝王世纪》)追记,大约在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建立之前,也就是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华夏地区人口已经有1335万人。虽然这个数字只是一种估算,但并不十分离谱。中国古代又有众多族群,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是小邦林立。中国原始社会的鼎盛时期是尧舜时代,尧和舜是华夏地区部落联盟的伟大领袖。鉴于当时“天下万邦”的社会现实,尧提出了一个道德理念:“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即主张先由家族和谐,扩展到社会和谐,乃至不同邦族之间的和谐。“协和万邦”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与核心价值之一。
以今人的立场通观人类发展史,人类由原始氏族发展为部落、部落联盟、酋邦、国家,是不断融合发展的。这是历史的总趋势,而且我们相信人类一定会走向大同时代。中国文化“协和万邦”的理念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在世界上堪称典范。这一点钱穆先生已经指出过。他说:西方思想源于古希腊,希腊不过如古代的齐国一样大,而其中城邦有一两百个。一个城市中又各有不同的政府组织,有的是贵族政治,有的是共和政治,有的是代议政治。希腊始终没有融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有所谓“城邦政治”。整个希腊时代一直如此。欧洲人从古希腊一路下来的文化传统,从未有过如中国自古以来统一和平的一套“天下观”。
尧的“协和万邦”思想为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继承和弘扬。比如产生于商、周之际的《尚书·洪范》就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告诫统治者处事要公正,去除一己之偏爱,好恶一同于天下。《尚书》是中华元典之一,另一部中华元典《春秋左氏传》也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学,提出仁爱思想:“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主张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而不同”,和平相处。战国时期孟子则提出“仁政”思想,强调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与财产。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他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强凌弱,众暴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实提出严厉批判,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到了北宋时期,张载写了一篇著名的《西铭》,提出“民胞物与”思想,认为“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张载把天地当作一个大家园,天下的人都是兄弟,天下万物都是伙伴,自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有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华夏民族自大禹建立国家之日起,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最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是一个民族团结和睦、协同发展的新的社会共同体,尤其是在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瞩目。今天强大的中国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强国崛起时所走的路子不同,它不想走霸权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运用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理念和智慧,将自己的成功与全世界人民分享,努力引领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形成。
 
二  当今世界的霸权主义和虚伪的“人权”观念
 
 
西方也有它的文化传统。古代西方文化崇尚征伐扩张,因而有歌颂武力征服的所谓“英雄史诗”。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就说过:西方文化崇尚好勇斗狠,不如崇尚和谐、爱好和平的中国文化。指出:今后“世界列强如果仍然好勇斗狠,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进步,破坏的程度也越来越大,终将自取灭亡。”他并且告诫中国:“如果中国加入这种失去理智的行列,那就会与他们同归于尽。”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是美国,美国是一个伟大国家,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维护和平的力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美国由于其国家的特有性质,使它今天更愿意奉行霸权主义。现在它拥有数千枚核弹头和十多艘航空母舰,以及其他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又有北约的军事同盟和其他结盟国的辅助,更使他具有在世界上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美国正是依靠这种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统治和控制世界。他们把自己当做世界警察,国际秩序由他们制定和维护。国际秩序当然需要有人出来维护,可是他们的足迹到了哪里,那里不是更安宁,而是更混乱。他们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给那里的国家和人民带去了几乎是万劫不复的灾难,而他们的军队却一撤了事,不负任何责任。他们扶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力量,使得该国长年内战,国家到处变成废墟。尤其吊诡的是,美国这几届政府为了维护其世界的霸权地位,竟然扶持二战时的宿敌日本,纵容其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一起来为难二战时的盟国——中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宣称全球都有其不可侵犯的国家利益,却完全不顾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正当权益。事实上,当今社会的各种大的矛盾和冲突(包括战争的发生和升级),都与类似美国的霸权主义有关,与目前世界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关。
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经常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而其所谓的“人权”是十分虚伪的。这话不是我们说的,而是美国人自己说的。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斯蒂芬·P·马克斯在其《正在出现的人权》一文中叙述了西方人权理论的发展史,他指出,第一代人权理论发生于18世纪后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和美国革命之后。由于后来滥用第一代人权的各种自由,使得广大的工人阶级和被占领土地上的人民被剥削和被殖民,因而引起社会革命。第二代人权理论发生于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这是一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是一种以国家干预而不是国家弃权为特征的权利。而无论是第一代人权理论,还是第二代人权理论,都是就一国或一民族的社会共同体范围而言的。而关于人权的所有的宣言和公约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并未有所规范,因此今天仍然大量存在对别国人权大规模公然侵犯的现象,例如当今世界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对国家主权和民族统一以及领土完整的侵略和威胁等等。
所以,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些国际人权学者呼吁制订新的第三代人权法则,并称其为“团结权”,以促进所有国家之间建立国际合作与团结的政治责任。这种合作与团结在和平、发展、生态平衡、交往等方面具有全球性考虑的性质。但是,这种呼声因为与西方的霸权主义相抵触,并未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积极支持。在我们看来,这些国际人权学者关于第三代“人权”的呼声是正义的。第三代人权应是一切人权的基础,而第三代人权所称之“团结权”理念与中国文化“协和万邦”理念若合符契。

三  走出怪圈,开创人类社会新纪元
 
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起,便分为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民族和国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社会共同体,这些社会共同体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人类发展到今天,虽然有高度的智慧,并且也创造了高度的文明,但迄今为止,尚未走出这样的怪圈:一方面,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之间还缺乏应有的信任,因而处于某种紧张的生存竞争状态;另一方面,由于追求各自的发展和强大而威胁了人类共同依赖的生存环境,从而威胁了人类全体的生存。
回顾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后又经历几十年的两大阵营的“冷战”,在这期间各国更发明和制造了可以毁灭人类数十次的核武器。冷战结束后,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战略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又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这些情况都说明人类依然挣扎在这个怪圈的泥沼之中。毫无疑问,人类需要一种更高级的智慧才能走出这一怪圈。这是一种怎样的智慧呢?曾经准确预言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英国伟大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Arnold Joseph  1989-1975)曾说:
 
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
 
在笔者看来,汤因比正是“更高级智慧”的代表者。但是光有一个好的理念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强有力的承载者和推行者,这个艰难的历史使命必将落在中国人的身上。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所发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声音,标志中国将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人类历史使命。这也将是中国文化对人类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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