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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的“体”和“用” 国学热下的冷思考:以儒学与民主的关系为例

一、传统的维度:以“用”为“体”及其困境
 
自中国社会跨入近代以来,儒学的发展历程便一直在受到一个理论问题的困扰和牵制,前进的步伐亦因此而尤显沉重和艰难。这个难解的问题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就是儒学的现代性问题,质言之,也就是传统儒学与现代文明(主要是与民主以及科学)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对儒学而言,这是一个生死攸关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不可逃避,亟待突破。
的确,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学者们的思维和认知被困缚在一场没完没了的争论当中踯躅不前。持否定态度的一方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观念是不相容的,儒学不只是不讲民主,而是在根本上就是反民主的。在这一方看来,支持其观点的证据或资料在儒家经典中俯拾皆是,如君权神授、天下共主的专制观念,如爱有差等、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思想等等;而持肯定态度的一方则认为,民主观念是儒家思想中原本就有的,甚至认为民主最早并非起源于西方而恰恰是起源于中国。他们同样提供了不少的例证,如“诛暴君若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如“民为贵,……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重民、贵民思想等等,这之中,儒家一脉相承的“民本”学说则被他们当作是支持其观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显然,指望通过一方说服、取胜另一方的方式来获得问题的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时间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一切。但是,无论从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还是从民主精神的确立及其制度的建设来说,基本的共识是必需的,争论不能无休止。
那么,究竟该如何去结束这场无谓的纷争?怎样才能摆脱困局以实现理论及实践的突破呢?稍加反思大家就会发现,在意义世界里,一事物的价值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事物本身是什么,而是取决于人们关于它究竟看到了什么,取决于人们认为它是什么。也即是说,不同的观察角度会使对象在观察者眼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和性质,从而在事实上也就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并产生不同的作用。儒学也是一样,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在现实生活的不同人群中,人们关于它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认知,主要不是因为儒学本身有了什么质的变化,而是由于人们对它采用了不同的审视镜头、获取到了不同的观察内容的结果。视角的不同决定了对象对人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的不同,同时也决定了人们对待它的不同方式和态度。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这场陷儒学于困境、致人们于茫然的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争论,并不真的意味着儒学现代性的缺失和使命的终结,而实乃昭示着人们的观察视角可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亟需反省和转换。诚是,在对双方视点的进一步省察中可以看到,争辩双方其实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共同的视觉盲区,在各自的视域之内,他们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让双方彼此接纳并进而达成共识的基础或平台。因此,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并努力向对方证明着什么,但事实上任何一方的观点都未能真正进入到对方的视野当中,双方所做和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各自为阵、自说自话罢了。
所以,事情已经很明了了,能否摆脱纷争,能否走出困境,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儒学本身,而是在阐释主体这里,也即取决于作为阐释主体的双方能否在对各自视角的反省中完成对自我局限性的超越。具体地说,也就是需要论辩双方从各自偏好而固执的立场上退后一步,从而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更广的视角上去重新审视和阐释儒学,重新建构儒学的意义世界。
那么,退后一步之后,我们又会得到怎样一个平台、怎样一种视角呢?用四个字来概括,即可称作“通体达用”。
基于“通体达用”,在一个全新的维度和视角下,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上述两种观点间的争论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无休止的、不会有结果的争论,因为双方都不是在儒学的“体”上而只是在儒学的“用”上做文章,都是在如“盲人摸象”般只根据一有限的“真实”去做判断。事实上,体用关系是“一”和“多”的关系,一物之“体”并非只有一种“用”,而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用”,而“体”在呈现其“用”的过程中,自然会因对象和境遇的不同而使其“用”表现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特征。因此,我们如果只见“用”而不见“体”,从而思维理路被障蔽于这看起来性质不同甚至相反的表象之上,那么我们据此又如何可能对事物作出正确、合理的判断呢?
所以,由此以观,争论双方各自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持否定态度的一方来说,他们所提出的论据固然是确凿和毋庸置疑的,恐怕没有人会认为历史上儒家所宣扬的帝王思想及三纲伦理等等与今天已为人们普遍认同的民主观念不是对立的。然而,此一方的问题却在于,由此对立并不足以得出儒学与民主是不相容的结论,因为他们所提供的所有论据还只是属于儒学之“用”的层面,而我们知道,从体用关系来看,儒学在“用”的层面上与民主的不相容并不必然意味着儒学之“体”与民主也是不相容的。
而就持肯定态度的一方来说,毫无疑问,他们的“寻根”努力所获得的支持肯定不在少数,这不单是由大多数人的精神与情感中所饱含的“族群情结”所使然,更深层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无时不在萌动着的生命体验和诉求——寻求安顿和归宿。“寻根”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所以,就此一方而言,问题并不是出在“寻根”本身,而是出在“寻根”的方式上。同样在“用”的层面上去应对对方的挑战并非是明智之举,因为你无论对“民本”作出多么“民主”的解释,都无法取消帝王专制、三纲伦理等作为相反证据的存在这一事实。也即是说,此一方立足于“用”的层面所发掘出来的证据并不足以确立起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作为民主之“根”的地位。
双方视角的局限性是如此,那么基于“通体达用”的立场和角度,儒学与民主的关系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二、儒家哲学的“体”和“用”
 
反思说来,在儒学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上述双方之所以会只见“用”不见“体”,从而陷入到一个两极对立、争论不休的境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儒学当成了一个历史的陈迹,当成了一个在过去历史中已经完成了的形态,质言之,也就是当成了一个死的东西。儒学在他们眼里,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一本本写满了字的书,有无价值,只需要拿出来逐条翻检一下就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儒学之能于两千多年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中挺立不倒、绵延不绝,儒学之能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之核心价值观念,这一切都在表明,儒学确非一般的学说体系所可比肩,在儒学的时空表象下面实有着一个生生不已、涌动不竭的源头活水,正是因为它,儒学便成了一个活的而不是死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发展着的而不是已经终结了的体系。
那么,这个成就了儒学生命与活力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什么呢?追根溯源,其实就是儒学的“体”,即作为儒学之形上学的“仁道”。“仁”乃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之所在,也是人类“群居合一”之所以可能的根据和基础。只要在有人和人群的地方,便不能没有“仁”。“仁”就是那个人类“不可须臾离也”的“道”。不止于此,儒学较之其他学说(如墨家)更为高明之处还在于,在它这里,“仁”并不只是一个具有最高意义的“理”,而同时它又是一个最最真切的实体——本心或良心。孟子说:“仁,人心也。”这是一个人人皆具而且与人类同其永恒的实体,它不仅是人类正道之源,而且还有着生生不已的创生本性。心是活的,那么立基其上的儒学又岂能是死的?
有“形上学”,便有“形下学”,儒学的“体”自然需要有相应的“用”来展现。所以,在历史实践中,在与现实的统一性中,与其“极高明”的“形上学”相应,儒学也创生出了一套由一系列的“用”所组成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形下学”,这其中,既包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纲常伦理,也包含着直到今天许多人还不愿释手的儒家“民本主义”。
不可否认,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儒家的“形下学”系统里,“民本主义”确实是最能凸显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诉求的主张之一,而且在历史上,这一思想也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专制因此而得到缓解,百姓因此而得到实惠。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民本”和“民主”是同质的,更不意味着在新的世纪里,“民本”依然可以作为儒学的实践形式而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大家知道,民主不只是一种观念,同时也是一种制度。民主之为民主,其基本的含义就是“主权在民”,也即政治运作的最高权源出自人民。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最根本的权源问题上,“民本”与“民主”表现出了质的不同。考察一下“民本”观念的逻辑理路就可看到,在“民本”的世界里,最先出场并坐实在“主”位上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高高在上、拥有无上权力的君王(尽管按要求他应该是一个圣君明主,但谁又能保证呢?),然后才是那些对君王来说不可或缺因而应施以关爱的人民。“民本”中的“民”是“子民”,不是“公民”,“民本”不是“由民作主”,而是“为民作主”。试体验一下,在一个掌管着生死与夺之权的专制君主的宰治之下过活,会有真正的人权和自由可言吗?在这里,人民永远不会有当家作主的自尊和自豪,有的只会是对命运无常和时刻需要恩赐的无奈和自卑。
由此以见,“民本”和“民主”是根本无法接榫的。虽然“民本”也是儒学之“体”的运用和表现,但这种运用和表现无法超越其自我本身的限定,这个限定就是君主专制制度。也即是说,“民本”之成立是以君君、臣臣的政治制度为基础和前提的,是儒家以这一政制为基础和前提而对在位者提出来一种道德要求。所以在历史上,尽管帝王专制和“民本”观念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甚至在今天也常常被作为相反的证据而使双方争得不可开交,但事实上,在最根本之点上,两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恰恰是相容相和的,因为前者就是后者的前提,造就一个重民、爱民的圣君明主正是“民本主义”的最高境界。所以,那种把“民本”视同于“民主”或者以“民本”去论证儒学与民主的相容性的做法,很难说其中不掺杂有误解或情绪化的成分在内。
“民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应该也不可能继续作为儒学的实践形式而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时代要求儒学必须因应历史的发展而转化出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实践形式,毫无疑问,这个新的实践形式就是“民主”。
但是在这里,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是,儒学具备这种自我否定和应时而变的内在机制和能力吗?答案是肯定的。试举一例,在《孟子·离娄上》中有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
就是这样一段话,看似普通平常,但却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那就是:儒学决不是一个食古不化、僵死封闭的体系,它本身确实拥有一种实事求是、应时而变的内在机制——“执中用权”。“男女授受不亲”和“嫂溺援之以手”,二者虽表现迥异,但却是一体之“仁”的运用和表现,变“男女授受不亲”而为“嫂溺援之以手”,不但无悖于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相反,是儒学之“体”因应新的境遇而作出的合理反应。同理,在今天,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成为永远的过去,儒家“民本”观念得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势下,难道以“仁”为本,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价值关怀,并有着实事求是、应时而变之内在机制的儒学,还会抱残守缺、冥顽不化地死守“民本”观念而不放吗?当然不会。同样,面对着能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普遍福祉和进步的“民主”观念和制度,在基本精神上与之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契相和的儒学,难道会麻木不仁甚至加以拒斥吗?当然也不会!如孔子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变“民本”为“民主”,同样是儒学的内在要求。民主是儒家一体之“仁”在当今时代的新的实践形式。
综上所述可见,民本思想其实和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观念一样,对儒学来说,都不过是其在过去时代的一种历史的表现形式而已。因此,一方面,否定它们并不意味着否定儒学,因为它们并不是儒学的“体”,而只属于儒学的“用”。对已经过时了的历史形式的自我否定,不仅不影响儒学之为儒学,相反,恰恰是儒学的生机与活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因为它们只属于“用”的层面,因此它们与民主的对立或不相容,也并不意味着儒学与民主是不相容和对立的,相反,透过新的维度和视野可以看到,儒学恰恰可以成为在中国社会推进民主建设的文化资源和动力。
 
三、简单结语:一体之“仁”与民主之开展
    
“仁”作为儒学之形上学,它是儒学的“体”,是儒学之所以为儒学者,它是不能变的,变了,儒学便不成其为儒学了;而形下学层面则是儒学的“用”,是儒学之“体”的运用和表现,它是可以变而且应该变的,“执中无权”,不能应时而变,儒学的灵魂、精神和理想便会在其陈旧过时的历史形式的桎梏中,困顿窒塞而不得伸展。所以,当我们走出只见“用”不见“体”的视角局限,透过“通体达用”的立场和角度去重新审视儒学的现代性,重新审视它与民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结论自然也会和以往大不相同:
第一,如果问:“儒学有民主吗?”我们应该说:“有。”但这种“有”不是“用”上的“有”,而是“体”上的“有”,也即是说,不是现实的“有”,只是潜在的“有”。而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将潜在的“有”转化为现实的“有”。就实践层面说,这个过程可能相当复杂和艰难,但在观念上,这个过程却可能只在一念之间:本着儒学一体之“仁”,由反思而认同,由认同而落实。
第二,我们不必避讳儒学在“用”的层面上与民主的不恰或对立,因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情绪化地想从“用”的层面上去发掘出所谓的“儒家民主思想”,只会使自己陷入一个进退维谷、欲立不能的境地,不仅无助于民主的开展,更有害于儒学自身的发展。
第三,在由儒学之“体”转化出民主的过程中,对“民本”的不正确理解和诠释可能成为妨害其进程的一个很大的观念障碍。在今天,“民本”的高调只会使那些以“父母官”自居从而喜欢“为民作主”的人更加心安理得。
第四,其实,我们也实在不必太在意“民主”究竟起源于何方,依儒学一体之“仁”的精神和情怀,一切符合“正德、利用、厚生”的事物如人权、民主、法治以及科学等等,都无不在其包容和接纳之列。正如清初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所说过的一句更加富有哲理的话:“夫理求其是,事求其适用而已,中西何择焉!”
总而言之,在今天的中国,对儒学来说,儒学需要民主以为其“用”,因为只有这样,儒学才会有前途和未来,儒学的精神和价值才会得到充分的展现;而就民主而言,民主也需要儒学以为其“根”,因为只有这样,民主才会获得滋养和依托,民主的开展才会顺畅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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