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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敬天法祖”思想的当代价值

天地君亲师”即所谓“五尊”,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信仰体系,其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荀子指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清朝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从此,“天地君亲师”就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全国统一的宗教,“天地君亲师”实际上发挥了全体国民共同的精神信仰的作用,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尊天法祖”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敬畏自然:敬天思想的当代价值
天,是中国古代精神信仰体系的核心。“天”字的本义指人的头颅,后演变为人头顶之上的苍天,与人脚底之下的大地相对应。在孔子哲学中,使用“天”的概念,大抵有三种意思。一是“主宰之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二是“自然之天”,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三是“道德之天”,如:“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其中,“道德之天”得到孟子的继承,如:“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自然之天”则得到荀子的发挥,如:“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
孔子指出: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里的“畏”就是敬畏,“天命”指上天的意志,也可以理解为自然的规律。荀子则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这里的“制”指“掌握”,“用之”就是顺应自然规律而为人类所使用。“畏天命”与“制天命”即“敬畏自然”与“顺应自然”,正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内在张力。
儒家主张“敬畏自然”,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天地自然之所赐。《周易·系辞传上》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里涉及到儒家的生命起源说。我们知道,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现代社会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宗教家主张神创说,比如圣经·创世纪》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依次造出了万物和人类。科学家则主张进化说,认为生命的进化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到有机化合物再到有机生命体的漫长过程。相比而言,儒家的生命起源说,就其排除人格化的上帝作用而言,其描述比较接近现代科学的进化说;而就其突出自然化的天地权威而言,其功能又与宗教创世说相仿佛。《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这个意义上,天地不但孕育了人类的生命,而且造就了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应该尊崇的最高权威。
儒家主张“顺应自然”,是因为他们看到,人类既然是天地自然造就的万物之灵,就不可能对天地万物毫无作为。在荀子看来,“天”与“人”各有各的职责与功能,“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努力农业生产而节约用度,那么天不能让人贫穷;保养周备而行动合时,那么天不能让人生病;依循礼义正道而没有什么差错,那么天不能加祸给人。相反,荒废生产而用度奢侈,那么天也不能让人富有;保养简略而行动逆时,那么天也不能让人保全;违背礼义正道而胡作非为,那么天也不能让人吉祥。人类从天地自然获得生命,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观努力,回归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积极有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人类如果放弃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观努力,那也就违背了天地自然养育万物的原理。
后人对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有不少的误解。其实,荀子反对的是人类在天地自然面前的无所作为,而不是“敬畏自然”本身,“敬畏自然”并不等于无所作为。荀子在《天论》中明确指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前提是“人之命在天”,人类的聪明才智乃至生命自身,都来自于天地自然的赋予。“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荀子·天论》)荀子还指出,与天地自然的宏大规制与高超智慧相比,人类的创造物和聪明才智实在是相形见绌。“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只有“敬畏自然”,人类才有可能心甘情愿地做自然的奴仆和解释者,从而才有可能认识自然的规律,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保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这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天地生之,圣人成之”(《荀子·富国》)。
确立“敬畏自然”的精神信仰,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首先,“敬畏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起点。据现代科学研究,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的历史有200亿年,地球的历史有40亿年,人类的历史有300万年。作为天地自然造化的产物,人类一直对自己的“造化主”天地自然保持着一份敬畏之心。当然,现代人之“敬畏自然”,与原始人对大自然的畏惧是不同的。一方面,百万年来,人类在“敬畏自然”中“顺应自然”,从而提升了自己的智慧,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与原始人在大自然中的无知和无助的状况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人类在“顺应自然”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大自然的精巧奇妙、自然界奥秘的无穷无尽,因而更加发自内心地敬重自然,心悦诚服地爱护自然,并以之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起点。
其次,“敬畏自然”是人类伦理道德的基点。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于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这两样东西有没有内在关联,康德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而在儒家看来,天地自然与人类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如此等等。现代人一般认为,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似乎与天地自然无关;其实,“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只要我们认可人类生命来自于天地自然,那就同时意味着承认天地自然是人类道德的基点。一方面,天地自然是人类所要处理的最根本的伦理关系;另一方面,诸如男女、夫妇、亲子等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也无一不是天地自然造化的产物。“敬畏自然”,我们就可以找到人类伦理道德的最终根源,并确立其最高权威。
最后,“敬畏自然”是人类信仰的共通点。不同的宗教,对于信仰的对象有不同的理解,并由此而带来相互间的误解、冲突乃至争斗。儒家不是宗教,但有其信仰。北宋儒者张载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子正蒙·西铭》)天地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父母,天底下的同类都是我的兄弟姊妹,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种基于天地生人而没有人格神崇拜的精神信仰,非但不与任何现有的宗教信仰发生冲突,而且可以成为这个星球上所有人类群体和谐的粘合剂,有助于消除不同宗教人群之间的误解、冲突乃至争斗,从而为世界和平带来真正的福音。
 
敬重传统:“法祖”思想的当代价值
尊亲,指尊崇父母或祖先。“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从整体上说,人类是天地的产物;而从个体上看,人人均为父母所生。由此,父母获得了与天地一样的生生之大德,从而受到人们的尊崇。祖先则是历代父母的总称。荀子将“先祖”与“天地”、“君师”并列为“礼之三本”,其中“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礼论》)这就将生命的延续与文化传统的延续结合起来了。父母和祖先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而且是文化传统的创造者。由此看来,“尊亲”的实质是“报本”,是对人类生命源泉的尊崇,对人类文化根源的肯定,对人类文化传统的敬重
儒家十分重视先人所创造的文化传统。孔子主张:“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这里的 “道”,可理解为人类世代承传的精神传统。这样的“道”,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确实是不宜轻易改变的。《汉书·董仲舒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如果把“天”理解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包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那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天”确实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反映其规律的“道”自然也就不必有太大变化。当然,董仲舒这句话并不排斥而实际上是包含着“天变道亦变”的精神的,因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保守主义”。从这个角度反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明白其中实际上蕴涵着对人类文化传统的高度尊重。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经提出著名的“三喻文化”说。其中“前喻文化”是指长辈向晚辈传授知识经验,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的文化;“同喻文化”是指长辈和晚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则指晚辈向长辈传授知识经验,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按照这种划分方式,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可以归入“前喻文化”的类型。在这种文化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朴的是非观念。”儒家敬重传统的“尊亲”文化确实发挥了这样的功能。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家训、家风、家教,就是很好的例证。
但是,与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纵向、单向、封闭的文化传递方式”不同,儒家思想本身却交集着纵向与逆向、单向与双向、封闭与开放的诸多因素。孔子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把对前代礼乐制度的不断损益,看成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荀子指出:“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荀子·王制》)这里将遵循(夏商周)三代之道与效法后王之法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理想的王道制度。孟子指出:“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孟子·梁惠王下》)朱熹注:“君子造基业于前,而垂统绪于后,但能不失其正,令后世可继续而行耳。”既要继承传统,又能继续前行,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有保守有创新,有继承有发展,有因循有光大的特点。
敬重传统就要延续传统。《礼记·中庸》指出:“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这里的“志”指先人的意志,“事”指先人的事业。“继”的本义为“连续”(《说文解字》:“继,续也”),这里指延续先人所提出的思想而继续完善之。“述”的本义为“遵循”(《说文解字》:“述,循也”),这里指遵循先人所开辟的事业而继续完成之。《中庸》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周朝的开拓者从王季、文王到武王、周公,祖孙、父子、兄弟代代相传,前赴后继,终于推翻了残暴的殷纣王的统治,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创立了华夏数千年礼乐文明的根基。这里的“父作之,子述之”,就是敬重传统而延续传统的意思,它不仅是从事业的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是精神传统的代代相传。
敬重传统还要光大传统。《孝经》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在儒家看来,作为人子,其最大的孝行在于遵循仁义道德,有所建树,显扬名声于后世,从而使父母和祖先显赫荣耀。这里所宣扬的“光宗耀祖”思想,在强调“个人奋斗”的现代人那里,一直被嗤之以鼻。其实,儒家的“光宗耀祖”思想,鼓励人们奋斗向上,自强不息,建功立业,报答父母,报效国家,是一种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家庭和社会都有积极意义的伦理意识。即使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光宗耀祖”的底线是不让祖先和家人蒙羞,警醒人们不要胡作非为,这也有助于消减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这种“光宗耀祖”思想,对于延续和光大一个家庭、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精神传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述《孝经》所引用的“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来自《诗经·大雅·文王》,其中的“无”和“聿”都是语助词,无义。“念尔祖”而“修厥德”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念念不忘祖先的德性而用以指导自己德行的修养,并进而以自己的德行来光大和发扬祖先的德性。这就使“光宗耀祖”的行为,有了“光大传统”的更深层次的内涵。
敬重传统更要发展传统。孟子指出:“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与后人所描绘的“迂腐”形象相反,孔子虽然敬重传统,却不墨守成规,而是与时偕行,随遇而安。“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礼帽,原来都用大量的麻布来做,这是传统的礼仪;后来大众都用少量的丝帛来做,这是俭省工料,符合礼的精神,孔子明确表示随从大众的做法。臣下拜见君主,在堂下先拜然后上堂再拜,这是传统的礼仪。后来人们却直接到堂上拜,这是倨傲不逊,违背礼的精神。孔子明确表示遵从传统的礼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传统发展观,即坚持中有发展,发展中有坚持,坚持的是传统的根本精神,发展的是传统精神的表现形式。当代新儒家学者蔡仁厚先生,将传统精神信仰的“天地君亲师”改为“天地圣亲师”,并在自己家中设置神位, 朔望节日上香行礼。他认为:“天地是宇宙生命的本始,祖先是个体生命的本始,圣贤是文化生命的本始。这几个‘本始’,都不可忽视,不可忘本。这是儒家教化传统最为核心的所在。”蔡先生的做法,尽管其改动内容尚可商榷,但其对儒家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由儒家“尊亲”思想所转化出来的敬重传统而延续传统,敬重传统而光大传统,敬重传统而发展传统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重视家庭而注重家风,所体现的正是儒家尊亲报本而敬重传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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