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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异同的历史背景及其当代转化创新

  • 儒墨形成的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变革表现在方方面面,而最更本的方面便是由原始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从五帝文明起源至虞夏商周早期文明阶段总共已经发展了二千多年的血缘管理体制于此时瓦解,而影响以后二千多年的地缘管理体制却于此时迅速崛起。
面对这深刻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作出了不同的反映,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方案,形成了不同学派,这就是所谓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例如,儒墨两家均维护血缘管理,法家则拥护地缘管理,而道家则血缘、地缘均否定之。
由于儒家墨家均维护旧存的血缘管理,两者有共同之处,因而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有其基础。例如,儒墨两家都讲“孝”“诚”“爱”,都讲“三年之丧”,都讲“举贤授能”,甚至都涉及原始宗教中的“鬼神”。这些都是其相同的地方。
虽然都是维护血缘管理,但儒墨还是有不同。即儒家维护的是血缘管理体制中的贵族阶层的利益,因此其代表的是精英文化,上层文化,是大传统;墨家维护的是血缘管理体制中的平民阶层的利益,因此其代表的是平民文化,下层文化,是小传统。这有种种表现。
例一、同样是讲“爱”。儒家把“爱”建立在亲子血缘关系的心理基础之上,具有超越物质功利的伦理道德特点。墨家却把“爱”建立在具体的现实功利基础之上。《墨家.亲士》“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因此之故:
儒家的“爱”出于内在自觉的“仁”,
墨家的“爱”出于外在功利的“义”。
因为儒家的“爱”以“仁”为基础,所以强调“爱有 差等 ”,由近及远,“幼吾幼及其人之幼,老吾老及其人之老”,“君爱臣忠、父慈子孝”,等等。这种“仁爱”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墨家的“爱”以“义”为基础,因此“爱无 差等 ”,所谓“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爱”的表现形式便是“義”。
究其渊源,墨家的“爱”其社会背景是文明社会阶层出现之后的血缘管理。而墨家的“爱”其社会背景是原始社会阶层出现之前即平等社会的血缘管理。
例二、同样是“尚贤”。儒家“尚贤”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维护“尊尊亲亲”的伦理礼制,反映了氏族贵族阶层的利益,其社会背景是早期文明阶段的宗教血缘管理传统。墨家的“尚贤”是为了普通族民的衣暖食饱,不分贵贱等级,唯“贤”是尚,反映的是氏族平民的利益,其社会背景是原始社会的平等的氏族血缘管理。
例三、同样是谈“鬼”。儒家从主体心理的角度强调对神灵的情感认同,“祭(祖)如(祖)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甚至“敬鬼神而远之”(《 雍也》),反映的是理性时代人的自我觉醒。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这种觉醒不是对神的否定,而是对人的精神的肯定与提升,强调只有人的精神公平纯正,便可与神沟通。其二、这种觉醒基本上体现在贵族层精英层面。
墨家则大谈“天志”“明鬼”,强调神灵的主宰权威。“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子有疾病祸祟,必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则天能除去之”。(《天志》)。而且墨子还叹息痛恨当时的人不信鬼神,以致天下大乱,故极力要求“明鬼”“尊鬼”:  “逮至昔三代圣王 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不明乎鬼神之所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所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明鬼》)墨子所处的已是理性觉悟的时代,但墨子代表小农阶层,平民文化,仍然沉迷在原始宗教之中而不能自我解放。这是其落后于儒家之处。
总之,儒墨的同与异,均须放在当时及其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下分析,始能把握其本原题旨。
 
二、儒墨发展的社会条件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及由此引起的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实际上是直至两汉中叶汉武帝、董仲舒时期才算完成。“自春秋时代所开始之大过渡期至是而终结,一时蓬勃之思想,亦至是而衰”。此后则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结;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近几十年来的出土文献新资料,证明了冯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渡时期,虽然出现了血缘管理向地缘管理的转变。此后,地方郡县,中央集权的地缘管理格局基本建立,并长期延续。但同时血缘管理的纽带并未完全割断。在朝廷,皇亲国戚的血缘世系依然延续,所谓一朝即一姓。在地方,宗族豪门也时有强大,并与地缘管理相结合。而在广大农村,家庭农业生产单位普遍存在,是整个社会的血缘基础。另一方面,秦汉以后,虽然如前所述,其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从先秦时期延续下来的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基础一直没有变。也就是说,儒墨两家理论学说赖以产生的农耕生产经济基础和维护支持的血缘管理社会背景,均依然存在;因此,秦汉以后直至近代,儒墨两家思想文化也就仍在延续发展。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背景下,儒墨两家的影响各有强弱,作用各有不同而已。
比较而言,儒家的影响要大于墨家。汉武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要求意识形态也趋向综合。董仲舒完成了这时代课题。董的《春秋繁露》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道家、法家、阴阳家合理的成分,构建成了如李泽厚先生所概括的“系统论宇宙图式”。这一图式与政治社会相结合,第一次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精神,也第一次彰显了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力。“孔子继承远古所提出的仁学结构,主要是通过汉代一系列的行政规定,如尊儒学、倡孝道、重宗法,同时也通过以董仲舒儒学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宇宙图式,才真正具体落实下来”。“儒学至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它不断总结了过去,吸收包容了法、道、阴阳各家,而且由于日渐渗透深入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开始在民族心理性格上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并从此不易被外来势力所动摇”。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学一直处于精英指导地位,也正是从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后开始的。魏晋以后,儒学思想影响较大者有唐代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以反佛倡儒为主旨的“古文化运动”,宋明则有以弘扬孔孟内圣心性之学的理学,清代则有乾嘉时期的古文经学和道光前后的今文经学的先后复兴。
先秦时期,儒墨同为显学。此外,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字也极盛一时。其实,先秦各家几乎都涉及到与“名”有关的问题。孔子“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墨子的论“辩”(《墨子》之《经》《经说》《小取》等篇),荀子的《正名篇》,韩非子的《杨权篇》等等,都涉及到名与实的讨论。名学之盛,由此可见。
然而,名墨两家,至汉代以后,均不算昌盛。这有其社会背景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之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已失去了统一标准原则。各家学派,为了建立自己的主张学说,以取信于各诸侯国及社会,自然都要为自己正名立说,所以名学盛行。而秦汉以后,统一天下的大局已定,“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论“,所有事物均由中央集权定规定则,自然不允许各家自立名号,此所以名字之不彰也。
同样道理,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没有强权政治,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手工业,小农生产者,均可逞意立说,可以思出其位。而秦汉以后,严密的社会等级制已定,各层次的人均当“思不越位”。因此,反映社会最底层思想的墨家也就失去了其显学的社会条件。但是,小农业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占有最大比率的人员,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墨家思想虽不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不能成为显学,但是也仍然有其存在的社会条件。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秦汉以后直至近代,“墨家思想并未消失”。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墨家学说中,兼相爱、交相利、重义气、讲 然诺以及节用、节葬、明鬼、天志等等思想,一直在小农生产者、手工业生产者阶层盛行,往往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行规民约,汇聚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基层道德力量。唐宋以后,反映闾巷街头与广大农村生活的话本、戏剧、小说中的许多情节,诸如金兰结义、桃园立誓、水浒兄弟、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都可以从墨家思想中找到答案。
另一方面,当社会出现阶级对抗,爆发了农民起义的时候,墨家思想往往成为起义领袖提出政治口号或纲领的理论依据。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农民战争的口号,应溯源于战国末年墨侠一派下层宗教团体所持的一条公法。据《吕氏春秋》记载‘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墨者之法也’。“这样要求人身权的旗帜,曾经影响了秦汉之际的农民起义”。例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抗议。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太平道”为组织基础。所指“太平道”,就是以最大的生产和均等的享受为最高法则。唐代末年的黄巢起义,竟然称自己为“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明代末年李自成起义,提出“均田免粮”口号,直到近代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仍然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等,无人不饱暖”的政治纲领。这些都是墨子“兼爱”思想的反映。李泽厚先生总结说:“农民起义中的宗教信仰和博爱精神,主要是当作统一意志,发动群众的行动纲领和组织力量,并直接地具体地落实在集团的战斗行动之中,与儒家讲的仍不相同,而毋宁说与墨家的特色相接近”。
 
三、儒墨文化的当代转化创新
 
  1. 社会大变革,需要儒墨文化作出调整转化。
  2. 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稳定性,需要儒墨文化优秀部分承续弘扬。
  3. 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需要儒墨文化作出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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